撰文：鄭士康(臺大電機系教授)

七月底接到陳老師公子通知陳教授過世的噩耗，不禁想起與陳教授生前相處的點滴。

2007年7月27日，陳俊雄教授榮退餐會合影。(前排左起：許博文教授、陳師母、陳俊雄教授、甄進福教授、貝蘇彰教授、王維新教授。後排左起：張宏鈞教授、江衍偉教授、李學智教授、吳瑞北教授、鄭士康教授。)

幾年前小女新婚，我帶著女婿前往陳教授家拜訪，一方面致送喜餅，一方面也讓身為復健科醫師的女婿，幫老師看看怎樣可以增強肌肉力量。我也和老師聊了一些我正在教的《計算認知神經科學》(Computation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內容，並提到神經脈衝機制的發現者 Hodgkin 與 Huxley 在二戰期間曾擔任雷達微波工程師，他們戰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神經脈衝激發數學模型，用到了離子電流的電磁理論，老師微笑聆聽我高談闊論，只點頭鼓勵我說下去。當天陳老師心情很好，還和師母一起邀請我們到明達館用餐，並與師母合點了一客牛排。餐後道別，看著老師拄著拐杖，由師母攙扶，慢慢走回長興街宿舍。

之前若干年開始，與吳瑞北教授和電信所周錫增所長，連同幾位學弟，包括毛紹綱教授，一年總會造訪陳老師幾次。看著老師身體漸漸衰弱，到今年四月，老師已經臥床，也昏睡沒法和我們聊天。

我是陳老師的第一個博士班學生，老師對我提攜照顧，銘感五內。當年我拿到學位，服完兵役後，學校幫我從博士生兼任講師升等副教授(那時沒有助理教授)，教育部卻有不同意見。時任系主任的陳老師據理力爭，公文來回好幾趟，終於同意聘為副教授。我退休前對此事一無所悉，直到兩年前辦理屆齡退休，才從人事室給我的聘任資料，發現我初聘台大時，竟有如此過程。到陳老師過世，老師從未提起這事，真正是為善不欲人知。

由於早期台灣的教授薪水還不如美國的研究生，大學師資相當缺乏。陳教授因此向系裏建議自行培養優秀學生擔任教授。我因此與吳瑞北丶胡振國丶林浩雄丶王勝德、馮蟻剛等人於博士班畢業後留校任教。也因此我在畢業前就先擔任助教，而且還教授所有大三學生(分兩班)的電磁波課程。我很喜歡教學工作，用傳輸線作引子的教法也很得學生歡迎。因為沒有合乎理想的教科書，所以常常熬夜幾小時手寫講義丶出習題丶改考卷。陳教授都讓我放手去做，只是偶而提醒我不要影響到博士論文的進度。對學生的關心，溢於言表。

關於做研究，老師告訴我們幾個重點。首先是研究主題的選擇。他說做研究好像建立通訊信號，可以是 narrow band，集中 power在某個主題，像已知的大部分日本學者，「一生懸命」。好處是可以深入探討，事半功倍，壞處是比較不容易應付外在研究環境趨勢的改變。也可以是 broad band，同時研究幾個題目，好處是可以彈性應付外部變化，也比較容易做跨領域研究，但因心力分散，較難產生深刻的成果。我對很多領域都有興趣，當然是比較偏 broad band 的作法。當然我也同意老師的分析，但是覺得能享受研究新東西的興趣就夠了，不在乎有沒有重大的貢獻。但是因為有陳老師的告誡，所以還是盡量減少外務，也限制同時進行的研究題目數量，自覺對所挑選的領域，雖沒有重大貢獻，但是都有深入認識，例如前述的《計算認知神經科學》。後來看物理天才 Feynman的書，提到所謂的「十二個問題」原理，也就是說腦中經常轉來轉去思考十二個左右的問題，一旦外界有某個問題需要回答，他就可以從容快速應付，「被認為是天才」。我覺得這也有點像挖井，只挖一口井，就有一直挖不到水的風險。挖太多井，每口都不夠深，也是白搭。所以限制研究問題數目，是比較是好的折衷方式。根據心理學研究，大腦的短期記憶容量，在5到9 之間(。Feynman有天分，可以處理十二個問題，一般人大概三五個主題就好。同學張時中教授曾經說，他的老師和一些美國教授，會深入研究一個主題十年左右後，轉換研究題目，可以避免研究變得公式化、枯燥乏味。當然，挑到一個好的大題目，集中心力鑽研還是必要的。

其次，陳老師曾說:「教練不應該親自上場代打。」大概就是他指導學生的方針。陳教授要學生自己訂定目標，他只導引大方向，充分讓學生發揮，也不會緊盯進度。但是他也要求學生盡量發表論文，對論文品質的要求極為嚴謹；除了論文內容的創新，格式與用字都很講究，尤其注重不能有錯字和方程式圖表的錯誤。他論文寄出前，一定反覆仔細校對，務必使錯誤減到最少。我本來個性大而化之，不重細節，在他訓練之下，居然也培養出仔細讀文稿的習慣。陳教授這種風格，使我培養出獨立研究的能力。之後我幾次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做研究，所碰到的教授，風格也都和陳教授差不多。雖然研究領域相當不同，我都能很快進入狀況，適應得很好，全拜陳教授之賜。我開始任教後，各種指導風格都嘗試過；有非常獨立的學生，也有需要時時提示的學生。因此了解學生獨立思考能力、背景知識、自律程度、研究主題等，都會影響到學生的研究進展，不可一概而論。所以孔子所說的因材施教一點也不錯。當然，老師的幫忙有其限度，再怎樣教練還是不能為球員代打。

我承老師推薦，到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完成博士後研究，回校任職。在博士後研究期間，由老師的同學劉兆漢教授指導，發表以Feynman Path Integral 計算水下聲波傳播的 range effect 論文。當時我已經滿足可以升等教授的條件。老師一再鼓勵我以與劉教授合作的論文提出申請。我個性疏懶，喜歡做研究、跑電腦，不喜歡行政文書作業，只想有更多成果時再提。幸虧有陳老師督促以及系裡前輩幫忙，僥倖過關。今日來看，若是當時沒有申請，晚個幾年，以本系青年才俊輩出，成果斐然的情況來說，我很難脫穎而出。所以老師的督促，讓我知道，凡事有時，該做甚麼，就要做甚麼。

老師另一個有關研究的教導，就是常提醒我們這些陳派弟子，畢業後闖蕩江湖，總要想辦法自立門戶，不要侷限於自己學校所學。如果畢業多年，還在重複與博士論文差不多的研究，那就是還沒「出師」(台語唸更傳神)，我深以為然。因此我拿到學位後,努力想走出自己的路，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更在從事電磁理論研究二十多年後，跨入音樂訊號處理、人工智慧、計算認知神經科學等領域。雖說不上有什麼貢獻，但與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關聯不多，靠的是研究所階段培養的文獻閱讀、數學推演、物理觀念、程式撰寫、軟體工具應用等能力。沒直接問過陳教授，不知陳老師覺得弟子「出師」了沒?

我更欽佩老師的是他的為人處事；辦公室整整齊齊，各種文件以用過的牛皮紙大信封袋或檔案夾分裝，桌上永遠乾乾淨淨，只放目前處理的有關資料，處理完便隨時歸檔，井井有條。由於個性關係，這樣的整理工夫，我始終學不來。陳教授與人相處十分有君子風：我剛開始任教沒多久，年輕氣盛，常給學生難堪。陳教授私下勸我：要多給人留面子。我謹記在心，後來得以和學生及同事相處尚稱融洽，全拜陳教授指引。陳教授做事一定詢問許多人意見，再權衡輕重，做成決定，避免偏聽。因此他擔任行政職務都能秉公處理，公務蒸蒸日上。

如同我在陳老師退休紀念文集所寫的《陳教授與我》，陳教授對我的影響包括學識傳授、研究態度引導、教授生涯提攜、為人處事風格示範。雖然老師各方面都有典範在前，我很慚愧都沒有能夠做到陳老師的水準。

回想四十多年前初進研究所，入學前的暑假，第一次踏進工學院(現在的土木館)二樓陳教授和黃鐘洺教授共用的小研究室，與陳老師討論中科院相列天線的研究計畫，窗外陽光明媚，彷彿才是昨日的事。這四十多年來，陳教授對我的言教與身教，都謹記在心。願老師在天之靈安息，繼續照顧我們學生後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