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學江簡富教授邀我寫一篇文章，介紹我的職涯，說是現在電機系學生的興趣遠比我們那個時代來得多元，不少同學對異於傳統的求學和工作方向有興趣，所以我才承命來個野人獻曝。
中學唸的是南部山城的教會學校，說不定是當時全國辦學最正常的中學，每天準時上下學，教育部規定的科目都上，也不用補習，寒暑假還舉辦營隊、避靜等活動，所以總覺得自己在升學準備上說不定是井底之蛙吧，也沒想到會考上電機系，更沒想到後來會走出一條和大多數電機人相當不同的一條路。
說起來和北一女中有一些些關係。其實在中學時代我最感興趣的學問是哲學，所謂是愛智之學，窮究一切知識的本源，探索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相，在教會學校的環境中又可以和宗教神學輕易接軌，除了滿足知性的好奇心之外，尚能慰藉青春期的少年對於生在這苦多樂少的娑婆世間所為何來的困惑，著實令我著迷。只是父母不了解哲學有什麼實用性，也不放心我去唸哲學。另外，我不擅強記，最怕背一堆沒有邏輯關係的資訊。當時考文科類組必須考歷史、地理，正是我的罩門，對於那個年代常見的題目，諸如千百年前宿昧平生的皇帝生於那一年，從未去過的地方地底下挖出些什麼礦產之類的考題，望之生畏；又聽說在北一女中這樣的學校，有些學生真能把文史課本從封面背到封底，絕非我能望其項背；所以絕望之下，就起了個阿Q想法，告訴自己哲學可以自修，可是學自然科學總得進實驗室吧，而不懂自然科學又怎麼能了解宇宙萬象的全貌？何況，上了大學，還有轉系一條路可走，就這樣捨哲學而就理工。
我有一個敏感度理論，認為人通常只在某些領域特別敏感、有天份，學習起來較不費勁，容易觸類旁通，遊刃有餘。進了電機系後，我慢慢發現，雖然我也喜歡數學、物理，其實喜歡的是其推導出來的結果、意義，對於數理、工程學科比較機械性、技術性的層面，我的敏感度並不是很高。
大學四年，陸陸續續在人文、心理科系旁聽了一些課，又在教會社團投入很多時間，繼續接觸神學，卻也始終沒有轉去哲學系，而且也逐漸體會到抽象的思辯，還是要歸結到對人的本質和現象的了解，才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學問，所以哲學而外，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門在這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大四的時候發現學校的心理輔導中心提供職業興趣測驗，就去受測，測驗的結果現在找不到了，只記得最明顯的與趣傾向之一是作家。不過已經大四了，在學校裡要轉變方向不太可能，心想去服役之後，找個穩定的工作，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再徐圖後進，追求自己的興趣。耐人尋味的是自己忠實參與了四年的天主教社團送舊，相熟的主持學妹介紹畢業生，竟說我是哲學系的學生，沒想到我給人的觀感，哲學味真的是那麼重。
服役前考上海軍兵器科預官，入營接受基礎教育期間有個報考教官的機會，而且沒有科系限制。教官不用上船，並且是正常上下班的工作，是當時服役的理想職位。我想班上多少高手，像吳瑞北教授、張時中教授都分發在海軍，還有其他各校電機、電子科技的畢業生，濟濟多士，錄取電子教官的機率實在很小，仗著自己一向對英文有興趣，又有讀教會中學時打下的好根底，毅然決然報考英文教官，結果證明策略正確，與現在政治系的朱雲漢教授及一位外文系的碩士一起考上英文教官。結訓後和高我二屆的韓長蛟學長（物理教官）、王百祿同學（數學教官）及一位化工系的校友（化學教官）一同分發到通信電子學校一般組服務。
退伍後遵循自己設定的穩定工作、追尋興趣的策略，在社團好友的介紹下，進入一家半公營的財團法人工程顧問公司工作，做了一、兩年後，從高中就同班的李嘉章同學和他的夫人趙君宜放寒假由美返台，他們兩位在台大時也是天主教社團的熱心成員，我去探望他們，聊起近況，才知道圖館系畢業的趙君宜攻讀的是當時國內還未設系的教學系統科技（Instructional Systems Technology, IST, a.k.a.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ISD）學位，這是一個非傳統的教育學門，應用系統工程的原則和程序、學習心理學及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電腦、媒體為工具來設計、製作教材和課程，在美國和法律、圖館學門類似，是學士後的課程，廣招各科系的畢業生。與我相熟的嘉章、君宜異口同聲說這個學門應該很適合我。於是就這樣與君一席談，改變了我一生的方向，步多數同學後塵，踏上留美之路。
去美選擇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除了氣候宜人、學費便宜之外，研究所的名聲響亮當然也是一大因素。到校之後，才發現簡直是押對了寶，所裡非但名教授雲集，而且教授們不只教學、研究，還成立了四、五個研發中心，承接校外多種專案計畫，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研究助理的工作，不但一路順利唸完博士學位，而且在學時就累積了不少專業工作經驗。
由於所學的學門相當新，加上研究所的名氣，快畢業時我不用去找工作，工作自己找上門來，沒有費太多力氣，就得到了四個工作機會，兩個在美國，一個在新加坡，一個在澳洲。本來打算回到亞洲華人圈，去新加坡的，可是因為公司的人事部門刁難，不肯按照聘用部門和我的約定，給我外派人員（expatriate）的待遇，我也懶得再去談判，就去了德州的西南研究院（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西南研究院是當時美國第三大的非營利（not-for-profit）約僱研發（contract R&D）機構，僅次於Battelle和SRI，設有十數個不同領域的研究所，來自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的研發計畫約各半。我在自動化與資訊系統研究所的訓練系統及模擬器部工作，因為是幫客戶做短期性的研發工作，我的職責介乎顧問工程師和管理顧問之間，工作五花八門，視客戶的需求和標到的案子而定，從空軍的維修手冊及電子化工作支援系統（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EPSS）、中東海軍的電腦多媒體英語教學、福特汽車公司的工程師訓練需要調查及品質工程田口方法（Taguchi Method）的訓練規劃設計、乃至西屋公司的核廢料焚化爐比較分析等等，不一而足。因為客戶在換、專案在變，所以不斷在學習新的專業知識，也不斷在建立新的人際關係，雖然工作的範疇很廣博，但是覺得累積的深度不夠，也難以看到客戶端程序從頭到尾的全貌，所以做了五年多後，想找機會做做客戶端的工作，也想搬去華人比較多，回台灣有直飛班機的地方。（可惜畢業前找上門來的工作都不在加州，我在東岸唸書，和加州的同學疏於聯絡，也沒想到去矽谷找工作。）把教學系統設計領域介紹給我的趙君宜博士這時候已經在離紐約市不遠的AT&T貝爾實驗室工作多年，她通知我她所屬的品質程序與商業科技部門要徵聘一個訓練專家，問我有沒有興趣，於是一拍即合，我就跳槽到貝爾。
貝爾實驗室的名字翻譯的不如實，原名是Bell Labs，lab是複數，是由眾多單位組成的巨大研發組織，遠大於我原來服務的西南研究院，在全盛時期有數萬人員，每年預算幾十億美元。我進了貝爾實驗室後接到的第一個案子是從事一個大型研發計畫的專案管理，覺得用不上自己的專業背景，於是又轉到多媒體應用與人機介面部門，擔任軟體使用者功能的系統分析及人機介面的設計工作，除了曾申請留職停薪一年去幫助朋友創業之外，一做將近十年，的確如我所願，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
在貝爾實驗室的大型系統研發團隊裡面，系統分析師是一個居於樞紐地位的工作，必須和研發過程的上、中、下游每一個角色溝通、互動，這一點和我先前在西南研究院的顧問工作雷同，相當能印證所謂職場上成功的前三大要素就是「溝通能力、溝通能力、溝通能力」的說法，也讓我體會到朋友告訴我有關 Andersen Consulting 的軼聞不是空穴來風；Andersen Consulting是Accenture的前身，幾乎只僱用名校的高材生，而且偏愛英文系的畢業生。在一個大的團隊中工作，無論你的技術知能有多強，如果你沒有辦法將你的意見清楚、適於對象程度的表達給沒有相同專業背景的團隊夥伴了解，並進而說服他們，你的專業見解可能落於無用武之地。身為系統分析師，我使用的工具中最重要的是英文，我必須了解產品經理 （product manager） 的規劃及使用者（user）的需求，在與其他次系統的分析師和程式設計師（developer or programmer）協商之後，把定案的需求寫成具體的系統規範（requirements or specification）。由於規範文件的讀者不只是技術人員，我必須用英文而非符號語言把功能需求清楚、準確、完整的撰寫出來，再和程式設計師、測試工程師（tester）、使用者代表、甚至訓練人員（trainer）討論我的規範文件，確認他們了解、接受規範要求，沒有問題。接下來在軟體系統開發、測試、安裝以至後續的使用過程中，如果碰到任何問題，系統分析師都必須出面折衝協調，找出解決的方法。
有一次一個次系統的外包團隊來訪，我和帶隊的人聊起來，他說他的教育背景既不是科技，也不是商管，而是文史，但是因為公司裡的商管部門和技術部門有溝通障礙，經常產生雞同鴨講的現象，而他不但能理解兩邊的觀念和特有的表達方式，又能分別用雙方能了解的語言幫助他們溝通，於是逐漸變成兩個部門之間的橋樑，最後甚至成為技術團隊的領導人。
因為系統分析師上述的角色需求，技術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性幾可說是平分秋色，雖然我研究所唸的不是工程科技，可是我學的訊息設計及紮實的論文報告寫作訓練就派上了用場，再加上使用者功能及人機介面的設計不只要考慮功能面（functionality），易用性（usability，又譯優使性）的考慮同樣重要，我在心理學及多媒體設計方面的背景也就大有發揮了。
我在貝爾實驗室的頂峰體驗來自一位在實驗室工作多年，大家素所欽佩的同事，她是程式設計師，也做過部門主管，退休了一陣子又回來工作，測試我設計的軟體功能，在她又離開貝爾之前來和我辭行，說我是她共事過最傑出的系統分析師。這個分享多少佐證了我的心得，也就是我在系統分析師這個角色上發揮的整體功能，是只受過一般傳統技術訓練的人很難做到的。
生命軌跡是主觀目標、策略與外在際遇、機緣互相作用的結果，常常不是自己能完全掌握的。做為一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在職涯成就的追尋之中，不管過程如何，可以借助各樣知識的增長，特別是對於經歷的省思，來增益自己對人生本質的見地，以及生命意義的悟解。雖然我終究沒有走上哲學之路，但在我一路求學、做事的歷程當中，無論是大學時期必修的近代物理、旁聽的西洋哲學史，研究所時唸的教育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等，乃至於工作上種種人事物的接觸和體會，的確都成了長進自己對宇宙、人生識見的養料。現在我回到台灣的教育界服務，希望能對鄉土故人有一些較持久的貢獻，或許有一天在走過這條長長的非傳統之路以後，再重拾起從未忘懷的哲思、寫作之夢吧。

蔡嘉哲博士是電機系68級系友，曾任職於美國西南研究院及AT&T貝爾實驗室，現任天主教文藻外語學院資訊管理與傳播系教授兼教師發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