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簡富
馮簡先生，字君策，一八九七年農曆四月二日出生於江蘇省嘉定縣馬陸鄉。原名馮忠簡，考入南洋大學時略去忠字以示不願效忠於清朝。父名葆如，為前清舉人，曾與康梁聯名，公車上書，為當時的維新人物。母張氏，馮先生為獨子，有姐二人、妹一人。六歲從伯父漱玉啟蒙，八歲寄讀於姨丈施家讀經並習書法，十歲到上海從嚴汲卿習古文及諸子百家。在私塾中，除研習漢學外，對博物、數理等應用學科非常熱衷。十三歲時，父親任職吉林，馮先生考入長春中學就讀。
一九一二年回上海，就讀於南洋大學中院；喜探物理，曾在夜晚荒墳堆中觀察燐光及雷聲閃電等現象。一九一五年畢業後，直升南洋大學電機科。在學期間除勤習理論外，更重視實習及實驗課程。
南洋公學創立於一八九六年，成立時間在全國新學制大學中排名第二。唐蔚芝先生任校長時，校名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稱南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科為當時全國各大學中成立最早的學科之一。南洋大學當年的校風為：重視國學以立身行事、崇尚體育以強國抗敵、重視工程與基本科學以建國富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將交通部主辦的唐山、北平、上海三院合併，並定名為「國立交通大學」。
馮先生於南洋大學求學時沉默寡言，但對學問則殫思竭慮，興之所至可健談數小時而無倦容。課餘參加學校軍樂隊，吹中音喇叭；每當南洋和聖約翰校際足球例賽時，軍樂隊與啦啦隊共襄盛舉，和球隊同樣地賣力參與。
馮先生於一九一九年自南洋大學畢業，一九二○年春與閔湘女士結婚，同年生女和桂。婚後不久，赴美國奇異電廠任實習工程師，深受總工程師斯丹麥資的器重；並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夜校，於一九二一年獲碩士學位。一九二二年赴德國西門子AEG電廠任工程師。
一九二四年因母病回國，擔任上海西門子洋行工程師。同年秋天奉派前往遼寧省海城，安裝火力發電廠並規劃奉天市電車系統；隨後執教於江蘇公立南京工專電機系。該校教學規制俱採日式，自延攬馮博士等人回國任教後，校風丕變。馮教授教學的目的不在於教育極少數的傑出人才，而是希望全體同學均能齊頭並進，達到應有的水準。馮教授準備教材時，總是參考很多書籍；每講解一個問題，必旁徵博引、巧譬善喻至學生豁然貫通為止；因此深受學生歡迎，很少有缺曠課的情形。考試命題涵蓋全部教材，題目數量多但都不艱澀；期使學生熟讀全部課程，且無餘暇作弊。因此同班同學中成績鮮有相差懸殊者。
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馮教授曾協助建立總司令部的短波通信系統，該項通信技術隨後普及全國。一九二八年冬，馮教授應聘東北大學電氣系，並成立電波研究所；旋因九一八事件而終止。
一九三○年春，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聘請馮教授為總工程師，籌建當時遠東最大功率的中波電台-中央廣播電台，功率為75千瓦。中央廣播電台隸屬於宣傳部，當時的正副部長分別為葉楚傖和劉蘆隱先生。馮教授主張將南京江東門電台的機房及鐵路地基填高到六十年洪峰之上一公尺；並主張由中國青年工程師督裝兩座400呎重型自立式鐵塔，以訓練人才、節省外匯。經堅持力爭，終獲部長同意進行。工程進行時，馮教授常徹夜督工或突擊巡視，作風深受德國工程教育之影響。工程歷時二年竣工，並奠定了日後中央廣播電台重視紮實工程技術的傳統。一九三一年南京大水，電台及高塔屹立，機房新址仍高出洪水面六十公分，未受損害。
一九三二年，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建設完成。馮教授認為凡屬利國利民之事業而力能勝任者，當不避艱難協助達成；任務完成後則希望能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遂赴北平工學院任教。馮教授在電機工程系內創設電信組，研究地波及地下波；號召同行前來兼任講學，並在庚子賠款項下爭取圖書儀器補助。更以兼任授課所得聘助教四人，專事電波研究。此一工作因蘆溝橋事變而終止；馮教授於抗戰初期轉到陝西，並繼續研究電波的地下通訊特性。
一九三六年，政府邀請馮教授籌設重慶國際廣播電台。馮教授不避四川當時劇烈的軍閥內鬨，逕赴重慶勘查台址；並在該地建立一座35千瓦的短波電台，除天線外全部機件都安置在山洞中。日後重慶迭遭日機濫施轟炸，電台始終安然無恙。一九三八年電台開始播音，成為我國對外宣傳的重要工具。珍珠港事變後，遠東盟國電台盡入日本手中，重慶電台成為盟軍在遠東唯一可利用的短波電台，國外記者都利用這個電台轉播、傳真、發稿。日軍深感頭痛，謔稱此電台為「重慶之蛙」。
由於國際廣播電台的需要，馮教授開始進行電離層的觀測；並發揮克難精神，在人力與物力極度困難下，自己設計製造機器、訓練人才。馮教授在電離層的研究隨後引起國際間的重視，並主動與之聯繫，間或贈送研究器材。
電台完成後，馮教授想重返學府。政府因戰時亟需借重其主持電台工作，乃同意馮教授兼任國立重慶大學工學院院長，並與各國學術團體聯繫。政府並配合馮教授在台址內設立電波研究所，撥發經費及人員從事電離層觀測；其後在電台內成立第一座電離層觀測站，以探測高空電離層的變化，為我國第一座觀測站，並為當時全世界極少數同類觀測站之一。抗戰勝利後，又在上海、北平及蘭州先後設立電離層觀測站。馮教授衷心於研究，晚間常在住宅地下室中研究電波反射到深夜。
一九四○年，馮教授鑒於長期抗戰，鋼鐵供應困難，乃與同仁籌組大華小型煉鋼廠。其後政府籌辦資渝煉鋼廠，馮教授以提倡鍊鋼的目的已達成，乃說服股東們將大華煉鋼廠交給政府經營。
抗戰末期，馮教授曾利用電台進行空中導航，使盟國機群得以在夜間遠征東北鞍山鋼廠。抗戰勝利後，馮教授由幾位美軍技術人員護送，自芷江飛往上海日軍佔領區，負責建立與重慶的通訊，以便為大後方前來的飛機導航，為自大後方飛往上海的第一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馮教授先後奉派擔任京滬及東北區接收敵偽廣播電台專使，參與相關的接收及重建工作。一九四六年獲政府頒贈「勝利勳章」。
一九四七年，馮教授奉派出席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會議。會後於九月間搭乘煤礦公司的航輪 Felix號自挪威北端德倫索(Tromso) 經過91小時、1,300里的驚險航程，抵達斯伐爾巴達(Svalbord 即Spitzbergen)的長年城(Longyearbyen)。該城位於北緯78度，為最接近北極的陸地之一。馮教授在此地觀察北極光(Aurora)，並接收發自6,900公里外重慶電台的廣播訊號，為時九天，開國際間近北極區通信實驗的先河。其間亦冒著攝氏零下八度的嚴寒，隨當地同伴出海獵熊，惜無所獲。馮教授後來在國際地球物理年前後，曾多次設法申請參加美國南極探險隊，都因年事稍高而未獲同意，深以為憾。
一九四九年，京滬相繼陷共，馮教授仍固守重慶電台，繼續與共黨進行心理作戰。當時在台北負責宣傳政策的張道藩、董顯光等先生視馮教授為國家重要人才，電請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予以救援。馮教授及其家人遂獲安排，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重慶撤守的前一天，搭乘最後一架政府的專機飛抵台灣。
一九五○年，馮教授受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後來兼任台灣電力公司董事、中國廣播公司顧問、兵工研究院顧問。初到台大時，學校因經費困難，僅能在台大工學院機械館內撥出一間房間、一位助教和一位工友，幫助馮教授進行研究工作。馮教授設法從各方籌借器材，在中國廣播公司工程師及台大電機系白光弘先生的通力合作下，完成人工電離層觀測機，在最短期間內即在台灣恢復了電離層的觀測和研究工作。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交通部電信總局成立交通部電波研究所(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擴大組織，改名為交通部電信研究所；一九九六年民營化後改稱為中華電信研究所)，聘馮教授兼任所長。所址初設於台北市長沙街一段二號交通部大樓內；以當時的交通設施，經常往返台大與交通部並非易事；乃將所址遷移至台大機械館內的台大電機系電波研究室，從事電離層的垂直入射觀測。當時主要的工作人員為隸屬於交通部電波研究所的會計金偉先生和高級技術員柯賢清先生(服務一年後辭職赴美進修，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電波天文學泰斗)，其他的工作人員包括白光弘先生及延聘自兵工研究院的黃鐘洺和馬志欽先生，間有工讀生或兼職人員協助觀測。
馮教授指導電波研究所同仁，按期印行可用頻率預測曲線，供軍民電台及航空人員選擇頻率之用；每月編製台北上空電離層報告，與友好國家互相交換，頗受國際無線電諮詢委員會相關研究組所重視，研究成績在國際間享有聲譽。馮教授亦曾提供在重慶觀測到的電離層數據，以協助英國Sir Appleton證明電離層緯度分佈確實有赤道異常現象；當時可說是一大發現，Sir Appleton 也因而獲得諾貝爾獎。
馮教授除了從事電離層觀測外，對台灣島上對流層電波及地波之傳播特性亦有創始性的勘測與分析。一九五二年，馮教授會同交通部、空軍及中國廣播公司等單位，組隊二十二人攀登玉山，歷時十八天，研究對流層對超短波電波之散射與折射等問題。一九五三年開始進行地波研究工作。馮教授在中國廣播公司的支援下，親自組成並帶領地波勘測隊。先以台北的板橋廣播電台為中心定出五條輻射線，並在輻射線上每隔一定距離選定一勘測點；該點無論位於高山、斷崖或河床上，均排除萬難，設法測量其中波電場強度。其工作之艱鉅，不難想像，後人譽此為「馮簡精神」的表現。 這些原始數據由黃胤年教授保存三十餘年，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屆齡退休時，交給交通部電信總局崙坪觀測台保存。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恆春可觀察到蝕分達70%的日蝕。馮教授雖然身體不適，仍抱病組隊前往該處觀測日蝕對電離層的影響，隊員中有梁賡平 (後來升任為電信總局局長)及黃鐘洺先生。一九五七年，馮教授接受中國廣播公司的委託，攀登合歡山以解決全島的無線電轉播問題。
太陽黑子數目有十一年的消長週期，學者預測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將是自人類開始觀測太陽黑子的二百多年歷史中，可能出現有史以來最多太陽黑子的時期，對地球有甚大的影響；乃將上述期間定為國際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簡稱IGY)，並由聯合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Union, 簡稱ICSU) 呼籲各國參與國際性的地球物理觀測工作。政府乃相應成立地球物理年中國委員會，並請電波研究所在馮所長的領導下，用人工電離層觀測機觀測電離層，所得數據按月寄給設於美國、英國及日本的世界數據中心(World Data Center)。馮教授的電離層觀測自此走入國際，參與世界性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到六二年間，美國在太平洋Johnston Island試爆數次百萬噸級低高度原子彈，以研究其對電離層的影響。馮教授亦收到加強電離層觀測的通知，可見台北電離層觀測台在當時已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環結。
一九五七年間，美國國家標準局中央電波研究所(Central Radio Propagation Laboratory)的 Mr. Shaplay來台參觀馮教授主持的交通部電波研究所和台大電波研究室，對長期堅持的人工電離層觀測工作及成果深表感佩，慨然答應借予自動電離層觀測機 NBS CT-2一套，以利提昇觀測數據的品質及參與國際合作。馮教授派黃鐘洺先生到日本沖繩研習，回台後另在台北縣景美萬盛里建立電離層觀測台，並於一九六○年三月開始電離層自動觀測。觀測台除了從台大機械館遷至萬盛里、中壢及平鎮外，至今四十多年從未中斷過，已成為世界上頗受重視的少數觀測台之一。若沒有馮教授陶冶出來具有「馮簡精神」的傳人一代接一代地傳承，恐難持續四十多年之久。
電離層除了受太陽的影響之外，也受地磁場的影響；因此電離層自動觀測台落成並開始正常運作後，馮教授即開始規劃在台灣設立地磁觀測台，及在玉山頂設立日冕觀測台(Coronal Observatory)。馮教授於一九六二年五月積勞辭逝世後，其遺志由繼任的所長繆超鳳先生(後來升任為電信總局副總局長)所繼承。繆所長為建立地磁觀測台，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派黃胤年先生(當時為交通部電波研究所高級技術員)以日本國際電信電話株式會社(KDD)交換訪問人員身份，前往日本郵政省電波研究所、KDD研究所及氣象局柿罔地磁氣觀測所等，深入考察其觀測設備、觀測方法、數據判讀、設台地點的條件及選擇法等；回台後於桃園縣崙坪村覓得建台地點，建立崙坪地磁觀測台。該台於一九六五年五月開始正式觀測，歷經三十餘年未曾中斷；所得數據除提供世界數據中心外，亦與國外地磁觀測台及研究單位交換；目前該台亦成為頗受世界重視的地磁觀測台之一。
在玉山頂建立日冕觀測台為馮教授的另個一願望；但由於種種問題，最後以黃胤年先生在崙坪觀測台設立的太陽黑子觀測站勉予達成。此項觀測始於一九六七年七月，歷經三十餘年未曾中斷；所得數據除提供Zurich天文台外，亦與近百研究單位交換，其數據品質不亞於氣象局、天文台。
馮教授在教學或創辦事業過程中，非常重視培育人才並以身教的方式散播理念；對後進循循誘導而不揠苗助長，獎掖不遺餘力。馮教授認為建立正確的人生思想及行為模式對終身事業及前程有深遠的影響，而青年求學時期為最重要的建立階段。黃胤年教授回憶說：「我在一九五九年二月電信特考錄取後，經馮所長指調至電波研究所服務。進所後經馮所長(也是胤年的老師)的實地磨練：掃地、擦桌子、下班為老師到新生南路叫三輪車、英文打字、中英文信件撰擬等，無所不做；並接受老師勤儉、檢樸、清廉、奉公守法等作風的薰陶，對胤年日後的處事接物影響很大。馮教授做事嚴謹，作其部屬並不輕鬆；但他極重情理，非常愛護部屬。記得馮教授曾獲得政府研究獎助費一年，每月可領三仟元，而當時的月薪不出一千元；馮教授自己只取一半，將其他一半分給黃鐘洺、馬志欽及胤年各五百元；其照顧部屬的愛心，胤年至今未曾忘懷。」
歷次勘測，馮教授必躬親督導，登山涉水、不避艱險。加上勤儉樸實、奉公守法等作風，漸形成學生口中所謂的「馮簡精神」。追隨他的學生經過長期薰陶，自然也變得能幹而有自信，對吃苦耐勞習以為常，並因此而終生受益。當年受其培植的人才如白光弘、黃鐘洺、柯賢清、馬志欽、黃胤年等諸位先生，日後在各自的研究領域裏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九五六年，馮教授在臺大醫院檢查，發現患有心臟病，並住院一個多月。
一九五七年，馮教授榮獲教育部「工科學術獎金」新台幣兩萬元。當時交大校友為協助政府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發動捐款，馮教授慨然捐出一萬元。籌辦的諸位先生見其一生清勤，將捐款全數璧還；幾經往返，才接受馮教授的五千元捐款。
一九五八年，馮教授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並曾兩度獲中國工程師學會推薦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政府自一九六○年起設置「國家研究講座教授」，馮教授經由台大的推薦而膺選，但應聘半年後即以健康為由力辭。
張其昀先生籌建遠東大學，後改名為中國文化學院，即今日中國文化大學之前身。一九六二年延請馮教授規劃電化視聽工程系。馮教授對課程安排、設備佈置、教師延聘等工作殫精竭慮、日夜不休，常在書房中構思至午夜。
馮教授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因心臟病發過世，隨後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
馮教授一生孜孜不倦，以追逐夢想的熱情追求科學真理。他認為科學家的求知就像探險家攀登高山：以前一階段獲得的結論做為追求下一階段更深知識的基礎，欣慰著前一階段努力的成果並憧憬著下一階段的收獲。馮教授認為好的工程師做事具有簡單明瞭的特徵；普通人以為複雜煩難的事務，好的工程師能以簡單明瞭的方法理解並處理。學科學和工程的目的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幸福，在校認真學習可為達成此一目的打下基礎。
馮教授在各大學教書近四十年，未嘗一日與學校脫離，始終以教育為樂。平日除做田野工作或參加學術會議，大都待在實驗室裡，往往先助教而入，後助教而出，寒暑無間。平常服膺「人為工作而生存，非為生存而工作」。生前數年，患有高血壓及心臟病，仍不願稍緩其研究工作。
馮教授專心研究、不事交際、自處恬淡、樂於助人。經年穿著一襲舊長袍大掛，下課時煙斗幾不離手，藹然笑貌、可親可掬。因飽經患難而不憂不懼，洞悉人情而待人厚道，從無疾言厲色，不喜臧否人物。默然奉行國家政策，始終以服務國家、造福人群為職志，並以此教育青年、勉勵同事。
( 2002-7-23江簡富整理初稿，2002-8-29白光弘教授、黃鐘洺教授、黃胤年教授校對。)
江簡富，電機系1979年畢業，現任台大電機系暨電信研究所教授。
白光弘，成大電機系1942年畢業，現任台大電機系名譽教授。
黃鐘洺，電機系1950年畢業，現任台大電機系名譽教授。
黃胤年，電機系1957年畢業，曾任中華電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