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楨
簡歷
台大電機系學士（1955）
東京工業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1967）
台大電機研究所博士（1973）
空軍少尉通信官（1955-1956）
公務人員高考及工業技師考試及格（1955）
日本政府獎學金留學生考試及格（1965）
台灣電力公司工程師、課長（1956-1965）
台大電機系副教授（1968-1975）
台大電機系教授（1975-1987）兼任教授（1987-2006）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1987-2002）
日商東京電力公司台灣事務所所長（2003–）
兼任
經濟部：顧問兼訴願（專利等）委員會委員（1979-2000）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標準審查委員（1983-2000）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99年起改為標準檢驗局）：電機、電子工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1971-2013）
考選部：工業技師檢覆委員會委員（1991-2000）
考選部：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2001-2007）
教育部第三期工職教育改進計畫電機電子群召集委員（1987-1990）
教育部國立編譯館：電子計算機、電力工程名詞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1991-2004）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電機、電子及資訊工程名詞審譯委員會主任委員（2005–）
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1982-1984）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常務理事（1978-1980）
中華民國系統分析學會理事長（1994~2000）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1974~2000）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理事（2012–）
1、一甲子前台大
台大電機系是中華民國（被聯合國排除在外的小島國）的160多所大學中最熱門的一系，雖然早期曾被譏為「一流學生、二流師資、三流設備」，但目前已晉身到由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在全球電機科系中排名為第十五的地位，在此過程，歷年主任及師生的努力發展經過，可由2001年的「台大電機系史」及2015年的「台大電機系70週年系慶專刊」瞭解詳情。
算來開始學電機，畢業台大電機系已逾一甲子，而任職台電、任教台大及其他大學或加入電機技師公會也超過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四十年了。身為系友，作教授，接觸很多傑出師生，也養育了以優異成績畢業本系並得到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的孩子，並目睹了系史中六十年的事、物、人變遷；知道羅馬非一日造成，懷舊之餘，老人不免想說些故事了。
二次大戰結束前曾念過日本統治下的小學，雖然因經常遭遇美軍飛機空襲，上課受到很大影響；但因家裡日文藏書多，且喜歡看書，所以能精通日語文。當時日本的小學教育有幾個特點：第一、強調忠孝及修身倫理。第二、可體罰學生，上級生也可打下級生。第三、有農業課並有實習農田。第四、升學很難，競爭激烈，我在日本投降當年考進台中一中初中，比後來考入台大電機系還困難，因台中州（包含彰化縣、南投縣、台中縣、市）才有150個名額；所以一個小學能考中一兩個學生就算不錯了。
讀台中一中初中時，課程與師資都很亂，也曾目睹二二八事件，在一中旁邊省立運動場執行槍殺人，當時連一中的傑出校友林連宗省議員（著名律師）都被逮捕後不知去向；不敢繼續念一中，放棄保送高中，改考進台中高工電機科。台中高工校長陳為忠治校認真，所聘老師多為交大、中大、廈大等大陸名校出身；故受較好訓練。1951年高工畢業當年靠自修苦學，考入台大電機系。
投考大學時各校（僅有台大與師大、成大與興大前身之師院、工院、農院等數校可考）單獨招生的方式，而報名全部要個人親自辦理。我搭了五個半小時的火車（當時無高鐵或自強號）遙從台中趕到台北，在台大排了一整天的隊，還輪不到辦手續；原因是台北地區考生多，相識同學間互相插隊，所以排在後面的鄉下學生等於白站。第二天我怕還報不了名，半夜兩點就起來，從延平北路的住宿地搭三輪車（當時無計程車）趕赴台大插隊，詎料報名處已排有二十多人了。
當時台大招生考試，僅分甲、乙（等於理、文）兩組，並僅考四科（國文、英文、數學及理化或史地）；但出題祗憑命題教授的抉擇，以論述及計算等題為主，全無測驗題，故拿分數相當艱苦，考完後也難猜分。
當年台大錄取分數為四科總分二百分（但考慮本省籍學生因國文程度較吃虧，降五分以195分則錄取），而電機系居全校之冠，最低分數為240分，比醫學系還高。
1951年進台大時註冊很麻煩，選修的每一科目，都要填寫一張上課證，包含科目名稱、任教老師、學分數、選修人名字、院名、系名、年級等；填完還要一一蓋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圖章，才算註冊完成。頭一堂課先交上課證給老師，由上課證張數知選課人數，並作點名計分用。當時有名的農學院趙連芳教授和電機系馮簡教授等拿這上課證點名兩次不在，不管你考得多好還是死當。所以很多同學遇到這些老師的課，不洗臉不吃飯也會趕到教室。一方面是師資缺乏，另一方面有時班級人數少；所以一、二年級時共通性科目常與其他院系同學合班上課，因此增加了認識不同分野人士的機會。尤其是大一的國文和英文是以入學成績分數高低來分班上課，學生背景更是五花八門，有特色。
當時台大全校學生未滿四千人（電機系學生不到200人），沒有集會場所。合唱團開演唱會或舉行畢業典禮時，要借徐州路法學院禮堂；勉強擠一千多人。記得有一次胡適博士到台大演講「治學方法」三個上午時，數千學生祇好坐在田徑操場曬太陽聽講了。電機系只有十位老師（僅一位博士），沒有個人研究室、研究設備、研究經費和研究生（一直到1964年代才開始收個位數的碩士班研究生），沒有其他收入，連兼課都難找，而月薪約六百元，所以教授都在度小月日子。但教授們都很勤奮，收集資料，編寫教材，找工讀生寫鋼板再油印後發講義。上課的設備只有粉筆和黑板，沒有風扇或空調，不像現在隨便穿，教授只穿西裝或長袍，遇到大熱天，揮汗寫黑板，沒有風扇或空調，真是辛苦。
直到1970年代，學生的必備工具是計算尺，一支約五百元（相當於當時任教高職的父親月薪，也等於1955年我到台電上班時的薪水），有對數和三角函數等刻度，可執行複雜工程運算，但有效位數為3位數。若要精確數值就需要用算盤或手搖的計算器了。
圖1. 拉計算尺做習題
圖2. 上電工數學抄黑板
圖3. 圖書館燈泡不太亮
由於處在白色恐怖時代，出版品要受檢查管制，外匯受限制；教授要入手原版書刊吸收新知，倍極辛勞。更糟的是禁止讀書會、社團之存在，因恐藉機傳播共產思想或成立叛亂組織。1955年劉乃誠（後為資訊系教授）、陳一鶚、李我焱三位電機系學生，因曾參加讀書會而在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訓時，被警備總部抓去判感訓數年。所以學生除了上課、上圖書館、打球、看電影（一年國片洋片日片等核准配額各約40片）外也不敢集會做小組討論或檢討問題了。
就讀台大時全國祇有這麼一所國立大學，學生的註冊費低（每學期約七十元，而父親當中等學校教師的月薪約為四百元），並有相當多（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工讀獎助金名額；電機系同學幾乎全數每月可領七十元（後來增至九十三元）的獎助金，而當時學生宿舍伙食費每月為九十元，雖然吃得很差；但略可自足了。
電機系的上課，分電力與電信兩組；幾乎都是必修科目，僅必修部分就超出畢業所需148學分的要求；我們直到大四下期始有象徵性的選修科目，所以總共修161學分（體育與軍訓不算）。現在高中課本上就有的矩陣運算，我們在大四時才學到，有關電晶體的常識，也是大四開始接觸一點點，不像現在從大二開始修6-9個學分，成為重頭戲的科目；可見一甲子前電機系的課程很古老。假如守著當時的那一套教材，不努力進修吸收新的事物，實在很難在這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中混下去。
我個人一直認為接受高等教育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的大學生，在學時要設法培養幾種能力：第一、是自修的能力。對語文、數學以及基礎學科（以電機工程而言如電磁學、電路學、電子學等）奠定良好根基，以利隨時吸收新知，或進一步探討專門的技術。第二、是收集資料的能力。全世界有許多著名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有上幾十萬、幾百萬的人才不斷在做研究，在發表心得；如能收集他們智慧的結晶加以發揚光大，或掌握他們研究的方向及動態；對自己要做的工作，可節省人力或財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要時時留意：遇到什麼問題請教何人或在那裏取得所需資料？第三、是整理分析的能力。處存於多樣而複雜的社會，必須把握事情的輕重緩急，始能將有限的資源做有效的發揮。將複雜的資料，簡明扼要地整理分析，也是表達能力的一種訓練。其頭一步便是練習寫好筆記或報告。
就讀台大電機系時，全國有電機科系的大專祇有三所（台大、台北工專和成大前身的省立工學院），每年招生不滿兩百人，不要說參考書，連英文的翻譯課本都找不到書局印，原因是銷售數量太少，當時印刷技術也差，成本貴，無法賺錢。我們很多課本是香港翻譯，不知何時到台，我們祇好跑跑幾個宿舍看看有無學長貼出海報讓售課本。幸好，有幾位必修課目教授如教交流電機的余耀南教授、教交流電路的丁成章教授、教工程材料的陸志鴻教授等，均費很多心血，自編取材豐富的講義，使我們受益匪淺。（圖4）
圖4. 1955年電機系師生合影(前排右起余耀南、丁成章、馮簡、鍾皎光、錢思亮、盛慶徠、朱讚祖等師長)
當時我迷上玩橋牌跟看籃球賽，功課平平，僅够維持領取獎助金而已，但平時整理筆記很用心，有些科目（像直流電機、輸配電等）曾參考日英文書籍重新整理，幾乎可排印成中文課本，所以考試時，祇要翻一翻筆記就好。
我使用大筆記簿的右面，將各章節重點扼要地抄記，左面留存補充自己的心得，有關該章節、有參考價值的範題或過去出現於高考或其他考試的試題；這樣的筆記寫法，使我在定範圍的考試中不一定領先，但在準備不限定範圍的一般性公開考試（高考、留學考試等）時較方便，所以台大畢業後參加高考、就業考試、及留學考試均順利的一試而中。
2、工作在台電
台大畢業後，當一年的預備軍官（第四期），1956年我進入台灣電力公司；當時台灣尚無電腦，電子工業也未眳萌芽，大學電機系畢業生最好的出路祇有電力公司和電信局兩個機構，無論去那裡，免不了和電桿結了緣。
目前台電公司是國營事業中投資最大，組織規模首屈一指的，但當時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電源開發工程還未展開，發電總裝置容量才52萬kw（目前已達4103萬kw），員工總數為6千名（目前已達2萬7千名），還比不上台糖公司。
我被分發到台電的彰化區管理處（現在改名為彰化區營業處），每天從台中趕火車到彰化上班。是時，靠近彰化的和美地區紡織業大興，原裝電線太細而通過電流過大，形成嚴重的電壓不足現象。於是我一開始就從事改線路和供電電壓（從3.3kv提高為11.4kv）的大工程。約兩年期間，我天天跟隨一群技術工人坐工程車，依照設計單領料（電線、電桿、礙子、變壓器、開闢等），到現場豎電桿（用人工挖電桿孔，約挖電桿長度的6分之1深度）一輛工程車的工人一天大概豎4根電桿及電線等架設器材。約兩年的期間，我天天跟着一班技術工人做工程車，到處豎電桿、架電線；幾乎跑遍和美、伸港、線西一帶，有一次在鄉下碰到了台大老同學，因為是工人打扮，他幾乎認不出我了。
電力事業有龐大的組織，有產生電能的發電部門，有將大宗電力輸送到各地區的輸電和變電部門；我從事的是接電至分散的各用戶的配電工作，這工作也分為設計、施工、維護搶修，檢驗、變電好幾部門，我一一去學習。
無論是新蓋房子或工廠需要用電，老舊線路需要改善，或風雨損壞電路需要搶修；工程人員就得出動、往往是風雨無阻的，在炎熱的日照下，我得拿出布尺，打赤腳踏入水田，穿過樹林或跨越山丘，；然後無數的電桿電線，成為我腳印的替代品。
農村電化工程的設計，可以說是最有意義的工作。為了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促進農村繁榮，從1954年起台灣電力空斯與台灣省政府共同推行這項「家家有電燈」的計畫。我幸而經手設計了60多個村里使它們大放光明。
跑到偏僻的鄉下，住在沒有電燈的草屋，和純樸的農民聊天、吃住在一起幾天而完成設計，確是不可多得的經驗。當時農村連收音機都很少，而今家家戶戶冰箱、彩色電視機很普遍，假如有機會重由當年引進電燈的舊地，一定認不出原來模樣了。由於工作表現好，獲經濟部記功，得部長獎狀，並提早一年升等職位。
在彰化工作期間，我結了婚並有了兩個男孩。老大穎青（1981年畢業系友）誕生不久，有史以來罕見的八七水災侵襲中部，台中到彰化的鐵路中斷，彰化地區受到嚴重地摧毀，包括房屋和電路。我們整整工作幾個月，其間並從烏日徒步到彰化上班了二十多天，才把受損的線路修復好。
八七水災和第二年的八一水災，是自然界對自由中國的無情考驗，大家付出的代價雖然不小，但也證實了具備應變搶修的能力。
1962年我從彰化奉調到基隆，升課長負責外線工程。因基隆是有名的雨港，天候惡劣，煤烟多，怕家眷住不慣，於是拋下妻兒在台中，單身赴任。
我主管的是施工部門，配電線路的新建、搶修、改善，都要我去「做」，所管的人數包括工作班八班、修理工廠（修變壓器）乙處及工程車八輛，幾佔整個單位總人數的一半，相當有權力，問題也不少。由於山地多，當時交通不便，汽車路不十分暢達，路面也不好，小運班及挖坑（豎電桿用）等所佔工作量頗大。輸電線路每根電桿都在山上，巡視困難，如發生事故，修復時間會拉長；但由於地處要塞港口，停電限制頗嚴。另一方面煤礦公司多，挖煤時，忽遭停電，有時會影響人命；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晚上經常要指派領班司機各一名、技術工二名待機，以備事故搶修。盡管如此，半夜停電，總有人來叫醒你，我不得不到現場督陣搶修。我到任不久，則遭遇歐珀颱風侵襲，吹斷八堵到基隆的輸電線，害得大隊人馬跨山越嶺去修復，花一整天。
住了一年雨港後，由於家庭關係，我調回台中，改行當材料主管。過去六、七年我一直從事電力工程的設計、施工等實際技術工作，稍有成績表現，獲記功、嘉獎及經濟部研究發展獎狀等。現在忽然從技術部門轉為物料倉庫管理，是我在管理科學上的一段寶貴的實際經驗。由於當時台電在孫運璿（後來行政院長）領導下積極推動管理革新，我也有機會參加多次管理科學的講習，對作業研究、系統分析等新知漸感興趣，並稍有心得。
記得剛進台電報到後，電務主管告訴我有益的一段話：「你既然進入台電，應該了解電力公司的一些概況。祇要你每天在上班時注意看路旁電桿上裝些什麼，像電桿如何豎立，礙子有幾種型式等配電方面的知識，以你的學力不難瞭解。這就是活的學問。」
以後，我每天在上班路上注意觀察配電線，不久，真的吸收了裝趕到建桿的很多知識。
由於當個小主管，我接受新的訓練：眼光由局部移向全體，求整個單位作業的最佳化。任何人不免有主觀，不同部門也難免有本位主義；管理的真諦便是協調和領導，將各部門的力量統合起來朝達成整體目標最有利的途徑去行動。工程部門為了自己施工方便，可能要求倉庫多備料，以利隨時要，隨時取；會計部門為了避免資金積壓，要求倉庫存貨不能超過某一限度；所以不能光看某一部門就好。 有時是施工好但存貨太多；也有可能存貨很少，而耽誤工期。我們生活在有限的世界。做任何事情所能運用的資源例如人力（men）、物力（material）、設備（machine）、技術（method）、預算（money）、完成期限（time）、士氣（morale）七M的要素均受到限制，如何巧妙地配合運用各資源去達成被指定任務，便是管理的課題。
當時美國在積極發展太陽神計畫，系統工程是成為熱門主題。太空總署的官員宣稱：「在本計畫中，我們不是採用技術突破（technology breakthrough），而是以系統管理（system management）的方式決定勝負」。我發覺過去所覺得那一套「個別求最佳」的方式需要換新了，並受到周遭人士紛紛出國深造的刺激，於是尋求再深造的機會。
3、負笈東瀛
我發現日本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當時有邦交，每年提供約4-12名。現在無邦交，由交流協會提供；名額增到近百名）夠生活，而妻子當小學老師的薪水也能養小孩；於是1965年參加日本政府獎學金留學考試，一試而中後辭掉台灣電力公司課長職務，遷出台電公司配住的台中公園旁邊舒服日式宿舍；將兩男一女三個孩子，託付妻子和雙親，留學東瀛了。
圖5，長男穎青（1981年畢業系友）留美時全家合照
當時出國留學僅能結匯美金三百元，而出國手續從台大辦出國公文給教育部（2月24日）、教育部辦申請護照公文給外交部及出入境同意函到入出境管理局（3月4日），區公所辦後備軍人出境同意書（3月7日）、師管區司令部核轉（3月8日）、領戶口謄本（3月16日）、派出所對保（3月17日）、警察局辦出境申請手續（3月17日）、警備總部接到出境申請通知（3月25日）、接出境證，辦黃皮書與護照申請（3月31日）、領到黃皮書與護照日本大使館辦簽證（4月4日），整整過七、八關繁瑣的手續，花一個多月跑台北與台中（無高鐵與自強號火車，單程要五小時以上）。與目前出國便民的程度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我參加日本政府獎學金留學考試非常僥倖，因為差一點丟到應試機會。原來教育部主辦此項考試，都是考試前一天在部裏公告試場位置。我人在台中，並沒有去看，因為我聽說過去考試都在台北商職(現在台北商業大學)舉行。所以考試前夜從台中趕到台北，次日搭公車在台北商職下車，看到一大群考生進北商，我更不置疑，門口貼出准考證號碼與試場對照表，我對照之後，逕進教室等候考試。鐘響，分到考卷時，一位女生到監考人員那裏說我搶坐她的位置，我還以為是跟現在火車票一樣發生「重號」，所以理直氣壯遞出我的准考證。監考人員立刻告訴我：「你錯了，我們這裏舉行的不是留日公費考試。」我忘記當時是怎麼跑出考場的，反正那個時候的速度一定比平時跑百公尺十四秒的紀錄要快；我剩下的機會只有到成功中學看看是否在那裏舉行，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我恰好在監考官要收回缺考人員試卷之瞬間找到考場(果然是在成中)跑進去應試，由於失而復得的機會格外珍惜，這可能是考得好的原因吧，當時一齊上榜的有前考試院長許水德、前立法院長邱家湖、現司法院長賴浩敏等人。
負笈東瀛，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是時我弟弟和兩個妹夫早已留學新大陸，而我是放下三個孩子，辭掉安定的工作並且是離校十年後重提書包的老學生。雖無「易水寒，學若不成死不還」之雄心，難免有「盛年不重來，及時當勉勵」之壓力了。
由於是日本國費留學生，日本教育部派員到機場迎接我們，把我們安頓在靠近東京澀谷的一所國際留學生會館，有機會接觸三十六國家兩百多位男女留學生，晚上常有座談會舞會等活動，也增加了不少見聞。
在東京最貴的是住宿費用，由於住的問題已解決，每月所領的獎學金（日幣36000圓折成台幣3600元）比在台電幹課長時的薪水（約3000元）還高，所以生活安定，可以專心讀書。
我進的大學是號稱日本麻省理工學院的國立東京工業大學(簡稱東工大)。它僅擁有理工兩學院(廿一學系，學生約三千人)及研究所(卅五個專攻科目，碩士班約一千人，博士班約三百人)，當時中國學生只有我和謝世哲、陳登嶽(後均成為清華大學教授)等數人。
我的指導教授叫深尾毅，主持的是系統工程講座。所謂「系統」指「由具備相同目的而互相間有某特定規則行動的多數個組成份子構成的複合整體」，它的意義離不開整體或團隊觀念，求整體內有條理地行動，並求總和的最好效果。系統工程正是這種綜合化的技術，若將設計、製作、控制或運用方法加以擴展，由機械而機械群而工廠而團體而社會而國家而世界，可增大其應用範圍。有些系統的各元素間互有串接關係(一元素輸出成為另一元素之輸入)，其反應間有時間的延遲，我研討的便是此種系統的最佳運用問題。
日本的大學稱研究所為大學院，博（或碩）士生稱為博（或修）士課程生。一般的大學研究所係以寫論文為主，上課是附帶性的，多半選課不多，每科目(通常是三學分)由教授指定幾本書，學生輪流做報告，只要上課都到，期末再繳心得，多半會及格，成績通常不用分數，僅用「優」「良」「可」「劣」(相當於甲乙丙丁)表示而已。但東工大作風不同，研究所每科目只給兩學分，所以要得到碩士至少要修十五科目以上，每科目均實施考試，並且以分數表示，念起來較辛苦。
「學然後知不足」學問之道，卻是越讀越不懂的地方越多，我深深後悔，畢業後忙碌於機械式的上班生活，使我脫離新知一大截；什麼「線性代數」、什麼「控制理論」、什麼「電子計算機」、什麼「半導體」等等需要快速學習追趕。由於日本學術刊物出版很發達，參考書很多，圖書館環境又好，使我經常用功到很晚才就寢。
當時日本的各大學，每科系大約有4個以上講座，由一兩位教授主持某一專業分野(以電氣科而言，有半導體材料或高電壓工程等12分野)的講座，下有助教授(副教授)、秘書、助手(助教)若干人。每一講座酌收博士生3~6名，修士(碩士)生6~10名，卒論(大學部理工科學生須要寫畢業論文)生6~10名。各講座均有專設的研究室，供學生專心勉學。其制度的特點是；第一、除上課外，師生每週固定集會兩次以上，輪流選讀介紹國外新書或新論文內容，稱之為輪講(seminar)。第二、對大學部畢業生要求做論文的目的在於訓練其收集、整理文獻的能力、瞭解其分野的研究發展趨勢，並建立自己在這一方面的專長。第三、由於seminar培養了對講座的向心力，就業的校友很愛護母校講座；與師長經常保持聯繫，告訴工業界的發展重點，並設法提供題材委託母校教授研究。第四、教授每週與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面談，瞭解其研究進度，並指定作業。學生於在學期間被要求每年必須在專門學會上發表研究論文一篇以上，如照教授指示進行實驗，完成作業，發表論文，必能如期完成學業(碩士兩年、博士三年，共五年)。
日本的大學，各學科均有全國性的學會，並按月出版會誌，與論文誌。由於各學會財務健全，審稿嚴謹，會誌也不虞稿源，故維持良好學術水準，受各大學肯定。
通常博士生被要求拿學位前在相關學會的研討會發表2次以上，並在相關學會誌上登載1篇以上論文，修士則被要求盡量畢業前在研討會發表1次以上。由於各學會財務健全，審稿嚴謹，會誌也不虞稿源，故維持良好學術水準。
深尾教授常提醒說：學理工的人喜歡玩弄數學，以複雜的數式，漂亮的定義、定理的誇示其學問，但多數論文的功用在於「發表、取學位、歸檔」而已，形同知識公害。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必好高騖遠，要著重於實用性，所以除了定理的證明外，要多多考慮其可行性與具體步驟方可。
我抵日後，在駐日大使館任職的一位初中時期同學楊秋雄告訴我：「在日本，國共雙方派有大批情治人員，所以少參加集會活動以免被打小報告為宜。但加入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工會)活動談專業，多看產業的進步有幫助。」並勸我有空去拜會中工會日本分會理事長王樹芳（人稱王公）。王公是工程界先進，畢業上海交大機械系，歷任交通部、電信局、鐵路局等駐日顧問多年。他是虔誠的基督徒，樂於助人，博學而愛國，不斷地尋求台灣效法日本發展科技與工業之途徑。
1967年王公聘我兼中工會日本分會總幹事，編印分會會刊，報導日本技術現況及會員動態(當時我也兼留日同學的日文刊物「現代評論月刊」總編輯，約兩年)。
王公兼交通部和中央信託局顧問，需安排台灣經濟部、交通部的工程相關要員到日本大企業，如NEC、JR、東芝、日立、三菱電機或日本政府通產省(經濟部)運輸省(交通部)等機構訪問。
當時我國設有負責經濟建設規劃發展推動的單位，即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後來曾改組演變為經設會，經建會，現在成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設有電子工業發展小組，也常派要員來日考察觀摩。
王公常託我替這些要員安排行程並當響導和翻譯，我發現所接觸的如東芝、日立、三菱電機、日本電氣、富士通等日本大企業的研發水準不在一流大學之下；故可見習了不少新事物，也和日本工業界建立一些人際關係，對後來工作有相當助益。
留學東瀛，很佩服日本人守秩序、重禮節、愛乾淨及敬業的精神。特別是技術人員一絲不茍、求盡善盡美的「匠」的精神；使他們能快速建立「日本製」品質管理的聲譽。走路快以外，接觸不同事物和人，大開眼界。1960年代日本是先進國中的模範生，其推動發展策略工業和特定科技的制度，也頗值得我們效法。
4、回母系看轉型躍進
1960年代因台大電機系幾位教授去世及移住美加，由原物理系任教的許照教授接系主任重整陣容；開始設電子計算機中心並推廣電子計算機講習班。大學部由每年收兩班增為收三班；並開始每年收個位數的碩士班研究生。但是教師仍只有十幾位而已。
圖6. 1971年電機系教授組團考察南部工業
1968年任教母系的同學吳炎培獲得出國進修學位機會，找人填補教學空缺；由於他推荐，使我放棄日本的博士課程回母系任教。碰到老同學劉乃誠因白色恐怖，喪失學籍，先經插班考試進土木系二年級後，再由老同學吳炎培幫忙轉回電機系，雖然耽誤十四年也快畢業，應驗了天無絕人之路。（乃誠兄畢業後留在系上，升到教授屆齡退休）
回母系我先後教授控制系統、電儀表學、電路學、電力系統規劃、工業配電、作業研究、系統分析等課程。並與劉群章、鄭儒強教授等成立電力系統研究分組。課餘也指導火箭社、中國工程師學會台大學生分會等學生活動。
當時本系處於類似繁星計畫的成長期，也適逢國內經濟起飛時期。1980年代起配合擴大高教、獎勵發展科技研究等國策下順利的歷經許照（第4任系主任）、馬志欽、郭德盛、于惠中、陳俊雄、張進福、吳靜雄、李嗣涔、許博文、貝蘇章、王維新、郭斯彥、吳瑞北、胡振國、顏嗣鈞、廖婉君（第19任系主任）等歷任主任的辛勤領導；不但增設了資訊工程、光電工程、電信工程、電子工程、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等新系所，也成立電機資訊學院，代表廣義的電機系。
我這個35歲開始坐飛機、出國念碩士、學電腦的凡師也教過溫世仁、林百里、張進福、邢智田、曾憲章（以上1970年度）、李德財、侯清雄、李振瀛、李森田、蔡明介、余俊彥（以上1971年度）、施崇棠、李焜耀、王振堂、陳義誠、李嗣涔（以上1974年度）盧超群、陳添枝（以上1975年度）徐爵民、許源浴（以上1976年度）等後來在國內成為科技界或學術界明星的高徒學生。其中溫世仁與林百里念碩士時就在管工廠；1979年我去漢城參加亞洲電子會議時，溫世仁已代表企業界參加，能頻頻發言，也帶我到韓國賭城華克山莊玩去了。在中國工程師學會與經濟部開會常見面礦冶界前輩盧善棟先生，故知其公子超群，真是將門虎子，念電機系不但成績好也表現傑出領導能力，首創中工會台大分會，當會長。國內名人家教相當成功，我先後教過俞國華院長兩位公子士綱（1971）、士倫（1972）郝柏村院長的兒子海晏（1979），都很優秀。我當過李德財、許源浴的證婚人，前者已當大學校長及中研院院士後者也是傑出研究獎學者。碩士指導生中有成就者亦多，如美國德州阿靈頓大學電力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仁（1980），校長也有幾位，而印象最深刻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來的阿娃及（Saleh H. Alawaji）1985年畢業，現為該國電力公司董事長，也是電力部副部長；對我國電力合作頗具影響力。
圖7. 1985年指導沙國阿娃及碩士論文
由於接觸過的學生，不止萬千，上舉數例不過是隨憶而寫；難免掛一漏萬。當然好大學也有凡師、凡徒；要看從那一角度來評價，正如要辨別人之好壞一樣難。
台大教授中屬猴的好幾位教授，包含中研院院士如錢思亮、魏火曜、葉曙等組成有猴會，每年聚會兩三次，去打高爾夫球、遊覽、過年吃飯、玩賓果等，我被邀請於1979年入會時列為幼猴，但經半甲子，現在已貴為老猴了。
5、參與學會和社團
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很多社團(公會、協會、基金會等)經費少，活動也受限制，形同每年年會時做一次大拜拜性活動而已，學會(如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等)也由大公司(如台電、電信局、廣播公司等)維持場面。
日本沒有像中國工程師學會(相當於各單科工程師學會的聯合會)的組織，但各單科學會(如日本電氣學會、日本電子通信學會)由於全國大學或學院的師生以及各相關行業公司的技術員工踴躍加入，每年定期以不同專題舉行研討會(workshop)或論文發表會(conference)，投稿發表的人多，水準高。日本各相關公司無論規模大小，樂於加入學會為團體會員，相當於贊助經費，發表論文時需另支付報名費或印刷費。不像當時我們的學會的學刊付稿費、拉稿，並且不太敢退稿。
有鑑於此，我1968年回到台大服務後，積極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CIE)、中國電機工程學會(CIEE)、中華民國電腦學會(CSROC) 和台灣照明學會(ITEST)等活動(均為永久會員)。在這些學會中，我均擔任過理事或常務理事若干年，也擔任過CIE、CIEE和CSROC的學刊編輯工作若干年。現在目睹這些學會刊物，經多多年努力，多接近SCI或EI等收錄水準以上，學會活動也與國際接軌，真感欣慰。
在中國工程師學會，由於青年工程師為國家經濟之主力，有必要加強輔導聯繫。
1970年我籌設青年工程師勵進會，並被理監事會聘為首任主任委員，而與青勵會委員們共同建立如下制度：(一)每年選拔39歲以下之優秀青年工程師，於工程師年會表揚，並辦理工作經驗發表或專題討論會。(二)在各大學輔導成立學生分會，並協助建教合作與實習參觀的機會。由於這個良好制度受表揚並逐漸成為產官學界菁英領袖者有杜俊元、史欽泰、呂學錦、簡又新、施振榮、曾繁城等知名人士。
1971年時任台灣電力公司業務處副處長的余昌鈺先生邀請產官學界有電機技師執照的代表嚴寬寶（嘉新水泥公司）、于欽信（台北市政府）、施振纓（台北工專）、楊維楨（台大）、林宗正（台電）等人商議成立組織，推動專業電機技師的設計監造制度，來提高用電安全並減輕台電公司的工作負擔。由於參加籌備台北市電機技師公會工作，我被邀請加入技師公會，並且與于欽信、施振纓、賴枝（美軍顧問團）、周滄溟（士林電機總經理）、陳德義（長興電機董事長）、楊振通（亞力電機總經理）、王文博（台北工專教授）等電機工程先進組成電友會每月(近十年來改為每兩個月)聚餐一次，輪流作東，交談產業近況。原有會友近二十位，因歲月不饒人，走得走離得離，目前剩一卓十人了。
1974年我被中華電腦中心董事長（前經濟部政務次長）王撫洲先生邀請加入中華民國電腦學會並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在任(1974-2000年)內，推動建立1975年起每年由理事會通過邀請各大學之一所，以隔年輪流方式辦理國際計算機會議(ICS)與全國計算機會議(NCS)的制度(1975年起),因主辦大學執行認真嚴謹，維持相當水準，頗穫好評。持續到現在，成為電腦界一盛事。另一方面將報導技術為主的「電腦季刊」，改為以發表研究論文為主的「電腦學刊」。我也每年爭取到教育部補助經費，由電腦學會主辦來請日本的電腦專家來台演講或作研討會（1982-1990）。
在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則提倡建立從1990年起由各大學電機系每年輪流辦理電力工程研討會的制度，對各大學研究所設電力組、培養電力工程人才與提昇電力工程技術水準很有幫助。
另我擔任中華民國系統分析學會理事長(1994~2000)時，克服困難，創刊「管理與系統」一學刊，經過主編各大學教授的努力，成為TSSCI認定刊物，發表者有利於申請研究獎助。故知要建立學會名聲品牌，有賴培養良好學刊的制度。好的制度一旦建立，水準一旦提昇，要變壞就不容易了。
除了CIE、CIEE、CSROC等學術性刊物外，我參加當年第一大報聯合報所支持的「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1975-1987），發表「自信、自強、自救」（1977/3/10），「來一個信心建設」（1977/12/23）等時論或建言，因擁有如孫震、李鴻禧，張忠棟、袁頌西、黃光國等高知名的編輯陣容；故略盡言論報社會之勞。
6、參與推動資訊組織
日本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叫「商事會社」，相當於大貿易商，背後與大金融機構、貿易振興協會緊密結合。其分散各國的分支機構，掌控各項商情、商機的豐富資訊，為國家爭取豐盛的貿易成果。論其規模、人力、財力及與各業界支團隊合作精神，我們望塵莫及，學不來。但日本通商產業省(相當於我國經濟部，簡稱MITI，現在日本將23個部會精簡為13部會後，名稱改為經濟產業省)為了發展某項工業，撥一筆基金成立一個社團法人(例如成立電子工業振興協會，簡稱JEIDA)的專業組織，召集相關的各公司，共商發展該工業，應開發的關鍵技術項目，稅制及獎勵補助方式，詳訂計畫、實施進度及預期成果後，呈送MITI核定，並快速集資成立組織，以爭取時效，很多措施值得效法。
當時我國設有負責經濟建設規劃發展推動的單位，即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後來曾改組演變為經設會，經建會，現在成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設有電子工業發展小組，常派要人來日考察觀摩。
1967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日本分會理事長王樹芳先生(人稱王公)聘我兼日本分會總幹事，編印分會會刊，報導日本技術現況及會員動態(當時我也兼留日同學的日文刊物「現代評論月刊」總編輯，約兩年)。王公兼交通部和中央信託局顧問，常需安排台灣來的工程相關要員訪問日本大企業，如NEC、東芝、日立、三菱電機或日本政府通產省(經濟部)運輸省(交通部)等機構訪問；常託我安排並當響導和翻譯，不但見習了不少新事物，也和日本學界及工業界建立一些人際關係，後來也發揮了功效。
1978年負責我國應用科技發展的行政院李政務委員國鼎計畫推動資訊工業，找方賢齊(時任工研院院長)先生比照日本的做法，成立專業的組織來帶動。方先生請曹嶽維先生（時任中歐貿易促進會秘書長）楊世緘（時任經建會部門計畫處副處長）和我加入籌備小組，組團一起訪問日本觀摩學習。
圖8. 1979年與楊世緘(左2，1967系友)方賢齊(左3)赴日考察資訊工業以籌設資策會
主要是看日本的一個社團法人叫「日本情報處理開發協會」(Jap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velopment Center, JIPDEC)，係由通產省(經濟部)撥款並由200家以上資訊關連的廠商贊助，於1967年成立的財團法人。主要任務為推廣資訊有關的調查、研究、教育、標準化、獎勵、普及啟蒙等工作，其中下列幾件事做得很成功：
一、每年十月第一周舉行「情報化週間」(資訊週)活動，辦理data show(資訊展)。參加者很踴躍，或各國注意。此活動後來擴大為一個月稱為「情報化月間」(資訊月)。
二、資訊相關人員(程式師、系統分析師、電腦稽查師等)稱情報處理技術者，分多種資格，自1969年起由日本政府辦理其資格認定試驗(檢定考試)，引起全國國民的重視與興趣JIPDEC從1974年起受政府指定為主辦機構，成立考試中心，處理本項工作。(電氣技術者試驗也下放民間)
三、調查或分析各國各產業，各行業電腦運用狀況，向政府提出建言或改進計畫。
四、執行各行業實施電腦化所需的標準化工作(如人物地等的編碼)。
訪問JIPDEC及日本著名電腦廠商NEC、富士通、東芝、日立等公司，認為成立類似JIPDEC的機構，對發展資訊工業確有幫助，於是向李先生建議，由李先生出面籌組「資訊工業策進會」(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III)，簡稱資策會，李先生任董事長，方先生任執行長。李家同、楊丁元、謝清俊和我被聘為常任顧問。1979年資策會安排行政院組團參觀日本資訊週活動，第二年起台灣自行辦理資訊週(後改為資訊月)活動，如演講、軟硬體競賽、表揚傑出資訊人才及作品等，每年的資訊展更是成功，與美、德共同成為世界三大有名的展覽會。我們也建立了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檢定的制度，頗受高職資訊科學生歡迎，因為取得乙級證照後對未來工作較有了保證，同時也取得保送四技二專的資格。由於當時的資料處理係以大電腦批次處理為主，未料到今日網際網路、筆記型電腦之盛況，但資策會積極參與各行業資訊應用之規劃、研發及技術訓練工作，尚能繼續營運，故知李先生當年推動有益國家的法人如工研院、資策會確有慧眼，不像現代高官為了「下台俸」濫設法人和基金會自任董事長，卻無人追蹤效益了。
7、推動電機技師制度
前述日本政府將國家辦理的情報處理技術者試驗委託財團法人JIPDEC辦理，電機相關技術人員也指定民間辦理。在台灣，「技師」是依據技師法有定義的登錄名稱，同樣，在日本「技師」稱為技術士，台灣的「電匠」或「技術士」，在日本稱為「電氣工事士」，日本政府將技術士考試委託給「指定試驗機關」(財團法人日本技術士會) ，但我國技師考試規定由考試院考選部辦理。我參與技師考試工作16年，先是工業技師檢覈委員(1991~2000) ，後來改成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2001~2007)，主要工作是定期(1~2月)開會審查免試取技師及減免筆試課目的資格，遇到每年「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試」時，偶而有當典試委員，命題委員，或閱卷委員的情形。就實務而言，日本的技術士考試比較嚴謹，區分為第一次考試及第二次考試，錄取標準是所有考試科目都要及格(我國技師考試及格標準是依所有考試科目的總平均值及格而錄取，即不必每一項科目都及格，只要考試科目中沒有一科零分，而總平均及格即可，並且錄取率未達16%時，總及格分數尚可調降，因此專業領域不及格者仍可能當上技師) 而且規定第一次考試及格，在優秀指導者督導下累積4年實務經驗始可參加第二次考試，分為筆試及口試，筆試及格才可參加口試，針對技術體驗的經歷及應用能力，技術見識，專業倫理，以及技術士制度認識等五方面加以測試。第二次考試的筆試包括必考科目(一般專業知識)和選考科目(專門分野的知識、技術體驗與應用能力) ，第二次考試及格後始能成為技術士(我國經過一次技師考試及格後，可以領技師證書，具有技師科目兩年以上服務年資後，就有資格執行該科技師範圍的業務)。
我國技師考試形式上很隆重，設有世界罕見的考試院及考選部等機構，並且每年聘一大堆大學教授命題及閱卷，但考出來的效果不一定比委託民間技術士會(相當於我國的技師公會)辦理的日本好，故值得檢討改進考試科目、考試方法、以及承辦考試的機構。目前是提倡知識應用，智慧管理的時代，技師從事複雜技術問題解決，需要隨時參閱各項圖表、數據、資料；隨時上網搜尋法規及設計資訊，是應有的態度，並且是應該鼓勵的作法。因此電機工程技師考試方式應從命題的改進著手，似可允許考生帶著電腦和書本進考場。過去的技師考試科目僅「工業配電」和「輸電與配電」與執業有關，這樣子拿到了證書，不一定比電氣行老闆懂得設計。實際上現在很多電器承裝業者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的技術和學歷(碩、博士)已在日益提升，不見得比技師差了。
8、參與工職教育改進與配電教育
台灣的工業發展在1950年代重視進口替代民生工業，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1960年代為發展勞力密集工業(輕工業)，積極吸引僑外商投資，重視出口擴張工業。1970年代起發展重工業(資本密集工業)與基礎建設，並重經濟穩定與成長。1980年代，貿易順差擴增，重視產業結構改善，發展策略性工業(技術密集工業)。
於是順應時代需求，產生工業職業教育之改革。1950年代台灣接受美援，自美國引進單位行業職業教育課程型式，為符合國情兼採西德階梯式學徒教育之特色，據以培養各行業基層技術人員，共設23科，職業學校由77校曾為111校；1960年代增加至168校(工業職業學校為23校，普通高中為199校)，1970年代再增至184校(工職為35校，普通高中104校)，1980年代達最高峰的216校(工職35校，普通高中168校)，共設33科，但目前已減為155校(普通高中344校)。1980年代隨著科學與技術日新月異，電腦整合製造(CIM)、工廠自動化(FA)、機器人之進步，使得熟練的技術操作，如欠缺吸收新知及把握工業發展之趨勢，發展潛能將受限制。為因應科技與工業發展之趨勢變遷，經現職工管人員、技術員及工職教育師生多次會議，決定推動群集課程，並分為機械、電機、電子、化工、營建、工藝等六群實施。
1982至1986年我獲聘為工職教育改進小組委員、並兼工職課程修訂委員會之電機科、電子科總綱起草小組委員及召集人。電機電子群委員包含陳龍英(時任交大教務長)、吳添壽(時任成大工程中心主任)、施振榮(時任宏碁公司總經理)、周滄溟(時任士林電機公司總經理)、施振纓(時任台北工專電機科主任)、張萬來(時任大安高工電機科主任)、王邦義(時任松山工農電子科主任)等與我共8位。經6次會議，將電機電子群原來的9科(電工科、電子設備修護科、電器科、冷凍設備修護科、儀表修護科、電訊科、水電科、電子自動控制科、配管科)整編為電機、電子、控制、冷凍空調4科，並新設資訊科共5科修訂總綱。其次成立修訂教學大綱及設備標準起草小組，由17位委員經6個月完成草案，再經5科15位委員審查。也帶團考察日本工職教育，收集資料。
為顧及部分學校及其學生素質、師資、設備等差異，並配合部分中小企業用人需求，當時也修訂原來之單位行業式課程與新修訂群集式課程一併公布，由學校斟酌本身條件及地區特性自行選擇採用。個人因曾就讀台中高工電機科，並曾兼任聯合工專電機科主任數年，乃有機會獲聘參與職業教育改進工作，略盡綿薄之力，當時注意先廣後專之教育方式，第一階段為基礎課程，第二階段為專業課程，第三階段為實用課程，期使學生能循序漸進，並配合國家工業升級政策，增加電腦、材料、能源、品質、工業安全與衛生、及自動化等課程；在30年前屬於進步的嘗試，對工職教育卻帶來設備與教材的創新。
圖9. 1982年7月帶團考察日本工業教育
但隨著大學的開放增設(1980年大學16所、獨立學院11所變為目前大學124所、獨立學院25所)，大學生人數大增(由1980年的159,394人變為2013年的1,244,314人)及少子化的影響，技職教育呈現很大變化。第一，大學錄取率提高到很難考不取的地步，使得職校學生人人升學有望，不屑動手學技術，認真做實習。第二，科技儀器設備進步太快，包括事務處理、工程施工、生產操作等均朝自動化、智慧化、遙控化方面發展，假手人工精巧操作的需求日益減少。第三，需要考慮不受時空限制，能充分運用無線技術、網際網路、視訊教材或3D列印等設備之教學方式，創新的訓練或適當的資格認證，使能迎合新時代的職業教育需求。因此目前該是重新定位工職、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及一般大學的角色，適當訂定課程及教材的時候了。否則將來找不到能從事電氣承裝、用電設備檢驗的電機技術人員了。
1980年代台灣擁有70多所專科學校，每年供應4萬多中級技術人力，成為朝向技術密集產業的基礎力量。但如前所述隨著大學的增設，專科學校紛紛成為光教理論而欠缺技術的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過去台北、明志、高雄、雲林、聯合、正修等工專畢業生，初中畢業後學動手訓練，手腦並用、品質好，頗受工業界歡迎。但改制成大學後，專收高中(職)畢業生，比較習慣上課啃書本了。我覺得無論是大學或專科生，除了修基礎課程外，宜接受某一專業訓練，建立某一專長，或得到認證，俾對將來工作或事業有幫助。
1975年我獲得郭德盛主任支持與校方同意，由電機工程研究所與台灣電力公司合辦工業用電講習班，並兼班主任。當時尚在戒嚴時期，對大學(1975年大學僅9所，獨立學院16所，專科學校76所，到現在已變為大學129所、獨立學院25所、專科學校14所)管制多的環境下，屬於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這個班原先的構想是成為「在職專班」(像目前很多大學的EMBA班)或「學分班」，但當時的制度很僵硬，無法突破，還好結業學員是拿台大電機研究所名義發的結業證書，註明所上科目及時數(每一期約120小時)，具公信力，在海外被認定是6學分以上之課程。當時安排到台電修理廠、長興電機、亞力電機、台灣日光燈等公司實習參觀，由於實務性高，報名者相當踴躍，從1975年8月至1980年7月止共辦理60個班(高級班、中級班各22班；初級班16班)，訓練2000人以上配電人才，當時協助班務之助教許源裕、劉鎮欽兩位均已成為台大及美國西雅圖華大之電力界著名教授。
圖10. 1975年籌辦全國首創的工業用電講習班
目前此類講習班已司空見慣，尤其是工業技術研究院辦得多、也很紥實，在大學甚至可開授在職碩士專班。並由於ppt電子檔教材之充實及網路技術之進步，應可發展成設計、施工、監造、驗收等不同層次之遠距教學訓練班，最好是能演變為配合專業執照，如電機技師或電機技術士認證之方式了。
9、參與法規和制度建立
很多大學的電機、電子科系學生，成績不單是冠於工學院，在校內也居於龍頭地位，但畢業生走入電力行業的少，很多人朝向電子、光電、資訊、通訊、醫電等熱門分野。我們可從電機、電子科系全國在學學生約7萬人，每年畢業的學士、碩士、博士生平均合計約兩萬人，但迄今領有電機、電子技師執照的人數不到三千人，而加入電機技師會的會員，從1977年22人，歷經四十年仍然停留在400人左右看得出來。電力的工作要依照電工法規行事，比較呆板，較少革新（設備太多，動一髮牽全身）或發揮創意。因此研究生選電力為研究分野的多屬科大來的優秀學生，而台大大學部直升的研究生如：許源浴、陳秋麟、吳啟瑞、黃培華、陳昭榮等多走學術路線成名教授了。其實幹電機技師也是個出路，自己當老板；業務多時收費不差。但電機技師要執業並維持業務，須依賴：電業法第七十五條、建築法第十三條、消防法第七條、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等重要法源提供商機，尚須有關機構監督業主守法，委託業務給有權設計監造的技師，才能使他們有發揮專才的機會。
中國人很會立法，別國只有一院（國務院）或三院（行政、立法、國法），我們有辦法，立法成立五院，中國13億人口只有27個都會，日本1億3千萬人口只有11個部會（原來23部會），我們只有2,300多萬人口有辦法，立法成立29個部會（原來為37個部會，2010年公布從2012年起改為29個部會，但延誤迄今仍未完成改造），連技師法也設32科技師，遠比日本的11科（技師士）多，而產生許多科無業務可執行（早期頂多可做專利代理人），形同虛設了。
台灣有多所職校或師範學校先變專科再轉身為大學(如宜蘭農職)的例子，通常在變專科的階段，有多位教師因學歷或著作關係，聘用資格發生困難。我在1978至1979年受教育部委託與台大法學院繆全吉教授透過實地訪問與問卷調查分析，草擬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於1979年十一月由教育部公布，解決本問題。當時先界定專業科目係以演練性、手續性為主，如：戲劇、國樂等，而技術性科目，係以技術性、操作性為主，如：雕刻、烹飪、車鉗、電焊、板金等，而專技經驗除藝術課程宜具十年外，一般類科至少應具五年以上，其最低學歷在高中高職畢業以上，由有關專家與行業人員組成審查委員會，認為其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則可比照一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等級待遇聘用。故知法規制度通常具有補救之彈性，並因執法之鬆緊及釋法之不同產生差異，由食用油安全性檢查，及排放海水公害事件可看出。
我曾兼任經濟部顧問兼訴願委員會委員二十年（1980至2000年），遭遇不少工商業爭議案件，多為不服專利和商標的審查案件。內容涉及法的解釋與引用，咬文嚼字，詳細說明，常有甲說乙說之爭。所以最後由十一位委員（部內二位、部外專家法律五位、電機一位、化工一位、機械二位）合議作決定了。
10、從事建立標準
所謂標準是科學和工業的活動基礎，為了發展科技，必須致力建設良好的國家標準體系；如台灣有CNS、日本有JIS、中國有GB。
電工方面的標準有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的IEC和美國的NEC。這幾年來主管電力的經濟部能源局很認真地整理能源管理法規、電力工程技術規範，已陸續完成屋外線路裝置規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關規則等。但標準除了前述硬體（器材及設備）標準外，還應注意提升文化上、學術上的「標準」，例如：用詞（名詞）的標準化、條碼（貨碼）的標準化、書碼、圖碼符號的標準化等等，都要符合ISO標準，以利和國際接軌。
個人參與國家標準（CNS）起草工作超過三十年（1981至2013年），曾與前中央標準局副局長蔡惠言設法制定出計程車電子計程計費表試驗法標準(當時找不到國外標準)，也曾在文建會和行政院主計處各提不同系統力爭不讓的情況下，審定了CNS11643中文資訊息交換碼，以利中文資訊之推動。
目前國內所用電機學術名詞，由教育部於1962年公布電機工程名詞，1971年公布電子工程名詞，因鑑於電機工程名詞不敷使用，於是分為電子計算機、通訊工程、電力工程、電子工程、半導體工程及控制工程六類分年逐步編訂。從1980年起先後主持電子計算機與電力工程兩類名詞，並參與通信工程類名詞之審查，由於和台北大學邱光輝教授建立了網路審查的機制，從2007年起擔任電機、電子及資訊學術名詞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迄今。主要任務是將標檢局所訂標準、智慧財產局所公布專利案件、及教育部各級學校編著教科書所遭遇有關新名詞（外文）加以審訂，並公布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標準名詞網站，供國人廣為查閱。另外與中國之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開始合作名詞對照表工作，曾於2009年、2011年赴大陸江西與南京參加兩岸名詞術語會議。定名詞也要咬文嚼字，但腦力激盪後往往可收斂到理想的結果。例如fuzzy開始時有人翻為摸糊或曖昧等但最後定為乏晰兼顧到音譯及意譯了。
參與訂定國家標準，標準名詞、電力工程技術規範等工作的過程中，社會環境、使用工具不斷在進步，不知不覺從處理資料(data)到資訊(information)、到知識(knowledge)、到智慧(intelligent)，過去在倡導電腦化（FA、OA）、電子化社會，現在已經在邁向網路化（cyber）、全球化（global）、智慧化（smart）、無所不在（ubiquitus）之路了。
11、結語
首位登陸月球的美國太空人曾説：「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回首過去的一甲子，雖然是個人的一甲子；卻涵蓋了好多個甲子的人類無法享受到的經驗。過去人類經一、二十世紀才邁入第三波第四波；我卻在一甲子中經歷過高科技與設備變化好多個世代（如通訊2G、3G、4G- -或生產力2.0、3.0、4.0- -）的環境；也有機會進出台大電機這麼好的系，能平安生活到現在，回首來時路；想到這裡，只有一聲：「感恩了」。
參考資料：
[1] 楊維楨：話當年，中央日報，1975.10.21-1975.10.22。
[2] 楊維楨：「電桿、粉筆與電腦」，我的探索，中國論壇叢書，1-33，1985/10。
[3] 楊維楨：「電機工作經驗談」，電機技師，164期，2014/4。
[4] 王維新編「台大電機系史」2001年。
[5] 廖婉君編「台大電機系70週年系慶專刊」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