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榮譽

• 本系系友劉兆漢（1960級，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及高民環（1971級，台灣國際航電董事長）榮獲本校第四屆傑出校友，特此恭賀。

教師榮譽

• 林清富、張耀文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98年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特此恭賀。
• 李致毅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98年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特此恭賀。
• 闕志達教授榮獲「98年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個人獎)」，特此恭賀。
• 莊晴光教授榮任「IEEE MWCL Editon-in-Chief」，特此恭賀。
• 張時中教授榮獲「台大97學年度優良導師」，特此恭賀。
• 陳銘憲教授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特此恭賀。
• 陳良基教授榮獲「教育部第1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特此恭賀。
• 李百祺教授榮膺「2009 IAMBE Fellow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特此恭賀。

學生榮譽

•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98年度青年論文獎得獎名單

•   電子所學生參加「第九屆旺宏金矽獎」，成果豐碩，得獎名單如下，特此恭賀。

• 管傑雄教授指導電子所學生林士弘同學榮獲

「OEPT2009(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ptical Engineering and Photonic Technology) Best Paper Award」，特此恭賀

盛慶琜

我是一個電機工程界的逃兵。當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讀的是機械工程，後來在英國攻讀電力機械。從1949年起，陸續在台灣大學、渥太華大學、交通大學、溫莎大學、和淡江大學任教任職。教的課程，從電力方面到控制工程、電腦邏輯、電腦程式，以及管理科學中的決策理論。而研究的領域，最後卻從六十歲開始轉為哲學—倫理學中的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舊稱功利主義)，和它的理論基礎：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與價值理論(theory of value)，以及在經濟哲學中的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忽忽也已三十年了。有人問我為什麼要轉弄哲學，我自己也找不出完整的答案。也許有這麼一個原因：是因為哲學好玩！為什麼好玩？因為哲學是富於爭議性的。任何哲學問題，從不同的學派看來，都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不像科學，定於一尊，凡是經證明是真實的，那麼大家都沒有異議了。但是哲學中有許多問題，經過數百年還沒有公認為對的答案。譬如倫理學勸人行善而不作惡，這是大家接受的，但是我再問：我們為什麼要行善而不作惡？那麼各家各派，就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了。

因此，我雖然相信西方倫理學中的效用主義，但是並不完全接受，卻大膽地嘗試把它修改。效用主義由邊沁和穆勒於十九世紀首創，二十世紀的四十到七十年代，由於傳統的效用主義有許多缺點，效用主義者改創了一種規則效用主義(rule-utilitarianism, RU)，而稱傳統的效用主義為行動效用主義(act-utilitarianism, AU)。但是RU也有它的缺點，我於是在1991年出版了A New Approach to Utilitarianism，將效用主義修改成了我的統合效用主義理論(unified utilitarian theory, UUT)。可是十八年來，除了我的若干博士生外，沒有人相信我的UUT。目前在倫理學中，道義論(deontology)和效用主義是二大主流，其中相信道義論的哲學家還比相信效用主義的哲學家為多。而在效用主義者中，相信RU的又遠比相信UUT的為多。所以，我提倡UUT而不信RU，是違反主流思想之一。違反了一種主流已經是很麻煩了，而況三種，我為此而感到了困惑和挫折，但也使我孜孜不倦地繼續研究，希望能戰勝這三個主流思想。

我曾和台大電機系江簡富教授談起此事，他建議我何不寫一篇文章在「台大電機之友」發表，給系友們看看？台大電機系的系友思考敏捷，也許可以提出若干有助於我的哲學思想的看法。我聽了江教授的話，深以為然，故決定試寫此文，以供系友們閱讀，如果有些回應，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現在我將用最簡單的說法，最通俗的文字來說明我如何違反了三種主流思想。 第一種違反是我的UUT違反了效用主義中的規則效用主義。我主要的理由是：行動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件，它是具體的、簡單的，而規則則是抽象的、複雜的，因為它是判斷各種行動的是非之一種準則。效用主義的終極原則，即效用原則，是在許多實際可行的行動選擇中，將能產生最大社會效用的後果之行動視為對的行動，效用主義從AU發展到RU，是從簡單的、具體的行動層面發展到複雜的、抽象的規則層面。我認為如果對某一行動的判斷，在行動層次發生困難，則在規則層面的困難當更為不易克服。所以我說RU的發展方向是一種錯誤，而RU也是一種無法存活的效用主義。

我還有一個反對RU的重要理由。RU是先決定一個作為判斷道德行動的是非的規則之是否應該存在。如果存在，然後再根據這個規則來決定行動之是非。但是如何來決定一個規則之應否存在呢？(即是指這個相關的規則是否應為理想的道德律中之一則)一個規則對整個社會之效用(稱為社會效用，social utility，一般用一個社會福利函數social welfare function來表示)是難以，甚至不可能，求出的。所以，RU用一般接受度(general acceptance)來決定規則之取捨，已經偏離了效用主義了，或者可以說RU已經把非效用主義的成分引進了效用主義了。

上述的二個理由我認為是RU的致命的缺點，使RU不能作為效用主義的代表而存活下去。但不幸的是：大多數效用主義的哲學家相信的是RU。

我第二種對主流思想的反對，是關於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的。效用理論共有三種：經濟學家有序數的(ordinal)和基數的(cardinal)二種效用理論，再加上決策理論家對金錢的一種馮諾門-毛根斯坦預期效用理論(von Neumann-Morgenstern (VNM) expected utility theory)。我採用後者，但對它也有不同意之處，故予以修改，稱之為修改的VNM效用理論(modified VNM utility theory)。我的修改違反了效用理論的主流看法，所以是第二種對主流思想之違反。現在我用簡單通俗的說法來說明我這一種違反。

決策理論家認為效用的主要任務是排序，作為二個以上的效用間在效用曲線上的安排次序之理論依據。所以只注意效用的相對大小(即排序)而不注意這 “大小”的意義。例如你和一友人作一種最簡單的賭博，你和友人各拿出一萬元放在桌上，丟一個銅板，如果是頭，你就贏了，取得桌上的二萬元。如果是尾，你就輸了，桌上二萬元由你的友人取得，你只剩下零元。

這是一個所謂的零和公平遊戲，因為未賭以前，你拿出一萬元，而賭博的預期價值，Ve = 0.5×2+0.5×0=1，也是一萬元。但是大多數人都是避險的（risk-averse），寧可要確定的一萬元甚於預期的一萬元。如果我們把效用u視為價值v的函數而繪出一條曲線，則將是一條下凹的曲線，如圖1所示。

決策理論家的效用曲線只表示了v = 0 和v = 20,000間的一段，v最低時，即v = 0時，令u也為0；v最高時，即v = 20,000時，令u為1。至於u究竟是什麼東西，則並不在意。換句話說，決策理論家意識到u有大小，但是不管u究竟是什麼，即不問u的向度和單位是什麼。

至於經濟學家呢，最早曾接受基數的效用理論(cardinal utility theory)，並以utile作為效用的單位，但是並未深究它究竟是什麼。但是自從1934年J. R. 薛克斯(J. R. Hicks)和L. G. D. 愛倫(L. G. D. Allen)發表了他們的一篇重要論文之後，經濟學家都接受了序數的效用理論(ordinal utility theory)，一直到現在。近年來漸有幾位經濟學家又主張基數效用理論，例如浙江大學的葉航教授和澳洲莫納許大學的黃有光教授，但是究竟是少數，而且基數性也並不徹底，因為他們沒有深究效用的向度和單位究竟是什麼。

我是主張基數效用理論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大小(magnitude )這觀念之發生是先於排序(ordering)這觀念的，譬如我們要比較兩塊石頭的重量，或是兩根拐杖的長度，或是兩本書的厚薄，必須先有了重量、長度、和厚薄的觀念，然後才可以比較。 既然utility有大小而可以排序，它的大小必定有一向度和單位，那麼在研究金錢的效用時，它的向度，當然也就是價值的向度，而且可以用金錢作為單位來衡量了。

再從上面賭錢的例子看，在未賭以前，你有確定的一萬元，在已賭之後，你將有確定的零元或20,000元。在賭博的過程中你擁有的錢數將發生變化，但除了金錢以外，沒有別的事物進入這個情景。效用不過改變了金錢的數目而已，沒有其他的作用，也沒有引進其他的因素。

又假定你和友人原先約定了要賭博，後來你後悔了，不願意賭了。根據約定你可以付1000元罰款而不參加賭博。你同意付1000元而取消這場賭博。這表示在賭博期間的預期效用，對你而言，最多只值9000元。因此，預期的金錢效用，也是和價值一樣，可以用金錢來表示，只是對於怕風險(risk-averse)的人來說，要從預期價值打一個折扣而求得。

麥克 D. 萊思尼克(Michael D. Resnik)有一句名言： 「一切效用，不論其為物質的或精神的，都可以用你願意花的金錢代價來衡量。」

所以我獲得這樣的結論： 價值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所以客觀上是不能比較的，但是在特定的情景下，可以由當事者主觀地比較而決定取捨。因此我堅信效用可以有與價值相同的向度和單位，因而違反了第二種主流思想。

第三種對主流思想的違反是與價值論有關，或可說是由價值論所引起的。道德價值是價值之一種。倫理學討論道德指示和判斷，可說是價值論之一部分。一般哲學家對討論道德價值的倫理學和討論價值一般性質的價值通論分開研究。我因倫理學，尤其是效用主義，與價值論密切相關，所以把效用理論和價值理論與統合效用主義理論併在一起，視為一個體系而綜合討論。並把效用主義中的與 “快樂”有關的困難稱為由價值理論所引起之困難。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上，我與主流的看法迥然不同，這就是我的對第三種主流思想的違反。

我們一般把價值分為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和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二類。這個分類已被普遍肯定，即使不是哲學家或經濟學家，也大多同意接受，並無異議。但是我發現這個分類有一重大缺點，引起了價值論根本上的大問題。因此，我否定了內在價值的說法，也因此否定了工具的與內在的這種價值分類，因而違反了關於價值論的主流思想—價值可以是內在的。

現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這個違反。你到了中午，肚子餓了，便想吃午餐。午餐用了以後，想吃午餐的慾望滿足了。我們說這午餐對你有一種滿足你食慾的效用。同時，你感覺到一些快樂(或幸福)。根據客觀主義的價值論，或是傳統的效用主義，午餐的效用是一種工具價值，而心理上的快樂(或幸福)則是一種內在價值。這樣，一件客體(午餐)，使你獲得了二種價值—午餐的工具價值和快樂的內在價值。我稱這種現象為雙重計算(double counting )，是不合理的。所以，根據我的效用主義的主觀主義價值論，我不認為快樂具有一種價值，我把價值只限於主體所追求的客體對主體的效用，而把快樂視為主體獲得了客體對主體的效用以後之心理反應，這反應不算是一種價值。所以，內在價值不存在了，而價值之為工具的或內在的這種二分法當然也就不採用了。

除了雙重計算以外，若快樂被視為具有內在價值還有其他困難，最主要的一個困難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除了快樂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事物具有內在價值？」如果沒有，即是快樂是唯一的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那麼邊沁和穆勒的傳統效用主義，即是G. E.莫爾(G. E. Moore) 所稱的快樂論的效用主義 (hedonistic utilitarianism)，將如莫爾所說：「犯了自然主義的謬誤。」其實大多數的人都具有這樣的看法，即是：除了快樂，所有的價值都是主觀的並且工具的，唯有快樂的價值則是客體的並且內在的。這樣就符合了奧內爾所說的內在價值的三種定義： 「1：內在價值是客觀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與任何主體無關； 2：內在價值就是客觀的價值； 3：內在價值就是非工具價值。」如果快樂是唯一的內在價值，那麼這三個內在價值的定義就都是相當的或相同的了。

但若除了快樂以外還有其他的內在價值，例如穆勒所說的德性和藝術的美等，那麼莫爾也在尋求這些內在價值但是沒有找到，而其他的效用主義者也從來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個完整的內在價值的集合。此外又衍生了一個問題： 像德性和藝術的美那樣的價值，是否只是內在價值呢？還是兼有內在的和工具的價值呢？如果兼有，那麼若有人買了一張名畫，是否他獲得了三種價值，即名畫的內在價值、名畫的工具價值、和心理上快樂(或幸福)的內在價值呢？ 客觀主義的價值論會引起許多無可克服的困難。但是在主觀主義的價值論中，像我所主張的那樣，則一切困難都可被克服了，所以我堅持我的價值論主張。但是這主張違反了現今的主流思想，即是一種大多數人所設想的，價值是有工具的，也有內在的。（待續）

盛慶琜，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畢，
1954 ~1963曾任臺大電機系主任。

曾繼雄

每一本介紹生化武器的書幾乎都有這張令人震撼的照片:一列緩慢行進中的武裝士兵，後面士兵的手搭在前面士兵的肩膀上，每個英式鋼盔下露出的不是炯炯有神的雙眼，而是一道厚厚的白紗布，這是一隊被生化武器弄瞎雙眼的士兵，它給人的印象是可憐的無助與溫暖的相依。

這幅畫面閃過腦際的時候，我正在台中大雅鄉惠明學校的教堂裡，看著三伍成群的學生以手搭著前人的肩膀魚貫進入，但是視野已經在泉湧而出的眼淚中逐漸模糊。

就是這種可憐的無助與溫暖的相依，不同的是，耳朵中傳來學生們的笑聲，我看到孩子們掛著笑容的臉。惠明學校是一個收容盲童的學校，主任告訴我，一個家庭中有這樣的孩子，父母就很難外出工作，然後家庭經濟就陷於困頓，然後就更無力讓孩子受到好的照顧，如此惡性循環。學校收容了一百多位這樣的學生，週一到週五住校，週六學校派校車送他們到各交流道口交給他們的父母，週日在各交流道口把他們帶回來。不過，主任說，也有無家可歸的孤兒，惠明就是他們永遠的家。

學生們摸索著就座，很快地坐滿了整個教堂，於是詩歌聲響起，是一首邊唱邊拍手的輕快詩歌，我刻意掃視他們的臉龐，眼神是盲人特有的空茫，但是卻被綻放的笑窩襯托出一種莫名的祥和，我的眼淚又不聽話地流了下來。

今天這場音樂會是主恩合唱團主辦的，是讓愛聽得見系列活動的第二站。主恩合唱團今天來的是團長蔡裕人牧師和男高音許文龍弟兄，世界上少有這樣的搭檔，蔡牧師輕瘦的身體中有一顆開過四次刀的心臟，和俱已腫大的肝臟與腎臟，而許弟兄的頭殼上有一塊中風手術後還未回封的缺口，供應他心臟的血液則是靠著被支架撐開的心肌血管才流得過來。這樣的搭檔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家修養，但是他們卻從台北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載著沈重的音響設備來到台中大雅的鄉下，安慰一群更需要安慰的人，這是惠明學校賴校長說的：「這群孩子很需要人經常來安慰他們」，所以他要我們在散會時去握每一雙學生的手，把具體的安慰傳達給他們。

即使透過麥克風仍覺聲音細弱的許弟兄，說話的時候確實像個帶著殘缺的病人，但是當他唱起詩歌，渾厚的歌聲無須麥克風卻迴盪縈繞著整個教堂，同學們的臉上都露出專注的表情，事後主任才告訴許弟兄：「你的歌聲真的吸引了他們」，因為，惠明一百多個學生中，真正單純的視障只有二十多位，其他的都是多重障礙，甚至有情障（情緒障礙），如果他們覺得沒有興趣，會坐立不安，尖叫不已。

今天音樂會的高峰是台灣廣播公司的馬長生董事長捐贈了一批聖經播放機給學校，在致詞中賴校長說，他在一次展示會中看到一群來自新竹科學園區的弟兄展示一台聖經播放機，他當時就想，如果能夠讓這些看不見的孩子聽到神的話語，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結果他沒有說出口的夢想上帝聽見了，一位弟兄過來問他，這些聖經播放機惠明的孩子們用得上嗎？「當然！」他毫不猶豫的回答，於是正在募款贈送聖經播放機給需要團體的主恩合唱團，把惠明列進了捐贈名單，上帝為失去視力的孩子們預備了另一種領受祂話語的方式。

這位弟兄就是我們公司的蔣慕傑，這批聖經播放機是我們的產品，坦白說，兩年前當我們開始構思這個產品的時候，很多人抱持著懷疑的眼光，這些人並不是沒有信仰的路人甲，而是主內的弟兄姊妹，他們認為不過就是個MP3播放機嘛！裡面想放什麼就放什麼，聖經不過是眾多內容之一罷了，專門只放聖經的播放機會有多少銷路呢？

我也被邀請上去說幾句話，誠實的說，我的心激盪不已，在一群以世俗眼光看，忍受著身心缺陷的盲人之前，我心裡自問，如果把我放在這樣的處境，我能笑得這樣燦爛嗎？我想起了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她一生寫了超過八千首詩歌，給許多人帶來心靈的安慰與力量，但是她卻是一個盲人。她的目盲肇因於六週大的時候醫生對她一場感冒的不當處理，她一歲喪父，靠著母親與祖母撫養長大，但是八歲的時候她寫了一首關於自己身體缺陷的詩：

「我雖不能看見但我是何等歡樂的靈魂 在世上我決定要知足 我享受了多少別人沒有享受過的祝福 我不會也絕不因瞎眼而哭泣嘆息」

小小年紀，她怎能這樣超越自己的苦難？原來她的母親和祖母在她小時候經常讀聖經給她聽，讓她記誦大量聖經篇章在心裡。

聖經是神的話語，蘊含了極大的正面能量，這就是這個小女孩力量的來源，這力量讓她可以超越苦難創作出感人的詩歌。

我就用芬妮的故事來期勉他們，盼望這次贈送的聖經播放機能夠把巨大的正面能量天天注入他們的生活當中。

在蔡牧師、許弟兄的詩歌演唱之後，我們受邀去參觀他們的合唱團練習，原先許弟兄因為受了這些盲生的感動，想要多唱一些詩歌給他們多一點歡樂，沒想到坐在電子琴前面的盲生，可以立刻幫許弟兄伴奏，儘管他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曲子。惠明的創辦人陳淑靜姊妹指著包括他在內的三個盲生告訴我，這些孩子剛到惠明的時候，既不能聽也不能說，非常絕望，但是當老師們拿各種樂器給他們玩，嘗試找出他們的興趣時，發現他們對於音樂極其敏感，一首樂曲聽了就能演奏，在音樂天賦得到發掘後，由於情感得以發抒，他們的聽說能力也有大幅改善。許弟兄感動之餘，決定以後要定期來惠明指導這些孩子們。

雖然惠明的老師們一直感謝我們抽時間來看孩子們，其實在離開的時候，我們心裡的感覺是，我們才是最大的受惠者，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看見了神話語的力量，讓我們受到了很大的激勵。

在開車離開惠明的時候，我環顧四周的校舍，心中想著：目前在台灣每年有20萬左右新生兒在父母的盼望中出生，這一百多位孩子帶給父母的卻是絕望與沈重，好在有惠明接納他們，在他們身上努力尋找上帝預定開啟的其他官能，所有的老師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看著自己的心血灌溉日益茁壯，但惠明的老師們卻必須學習接納他們遲緩而微小的進步，持之以恆的繼續灌溉。我相信各地關懷弱勢的朋友們，到了這裡都會被感動，盼望這篇文章能夠讓更多人願意把探訪惠明列入行程，把資助惠明放入捐贈的標的。

（本文稿酬捐贈給惠明學校）

本文曾刊於3074期「基督教論壇報」。

曾繼雄，電機系1979年畢業，現任勁取文化事業總經理。

歐陽為賢

前言

2009年6月7日，是台大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也是我和內人(台大歷史系)畢業三十周年，帶著惶恐又期待的心來到摩登的台大體育館會場。遇到電機系老同學江簡富教授，問起我公司最近在YouTube上的影片，也聊到我一年多來人生的大轉變，從做了二十多年的高科技IC design毅然轉做低科技藝術情境燈，從幕後的零件跳到幕前的品牌，爬出Wintel的框架，航向自訂規格的未知。江教授邀我寫一篇心路歷程的文章，給電機系學弟妹們當作生涯規劃的參考。

少年期

從小就被自己的矛盾性格所困擾。三、四歲時身體不好，常打點滴，是個藥罐子；我把大大小小的罐子拿來當玩具，當成士兵和將軍，玩起領導統御的遊戲。我是A型魔羯座，做事一板一眼，小時候個性極度害羞，直到小學四年級才結交第一個朋友。但月亮宮又是水瓶座的我，又渴望被注意和愛表現，所以每次選班長時，嘴巴上總是叫班上同學不要選我，但其實我很想當班長。

看Discovery Channel提到人的左右腦，大部分的人三歲以前是用右腦思考，之後右腦慢慢被左腦接管，於是右腦的功能被抑制。有一個英國人，他得腦瘤後開始想畫畫，他把家中所有牆壁和天花板都畫滿，導致老婆受不了他的行為，與他離婚。後來他發現世界各地有一些類似情況的人，台灣繪本畫家幾米，得了重病之後，右腦大幅躍進，畫思泉湧。

我們小時候寫作文「我的志願」常以愛迪生為模範。當時台灣社會以經濟科技掛帥，年青人以進入Bell Lab及NASA為榮。我父親(台大化工系)於60年代留美，他希望我能以拿下諾貝爾獎為目標，他說：「如果你能找到治療癌症的藥方，就可以拿到諾貝爾醫學獎」。當然長大之後，才知道拿諾貝爾獎是遙遠的目標，但做一個受尊敬的科學人深植我的幼小心靈。

小學四年級時，新來的導師問班上同學誰的數學最好，大家都異口同聲說是我，於是我才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數理能力。就讀大同國中時參加數學競試，獲得全校第二名，當時的我更確信自己是純左腦人，不會 “浪費”時間在不重要的藝術上。建中美術老師第一天上課，在黑板上畫了兩個相接的半圓，問班上同學這是什麼? 沒人答得出來，他說這是一個建中，一個北一女的屁股在公車上相碰。全班從此被這老師深深吸引，包括我在內，腦袋中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開始奔馳。但曇花一現，ㄧ週只有一小時，不久又回到大學聯考的左腦至上。 我很喜歡美的東西，容易深受感動和吸引，(101大樓、Yosemite、布蘭登的守夜人)，但穿著方面卻不注重美感又很隨便，所以一直被此矛盾所困惑，直到有一次，一個朋友點出重點，「你是屬於畫家導演性格」，我才恍然大悟。

美國上班期

1979年大學畢業，在畢業紀念冊上留一句話：「感謝父母20年的養育之恩，希望十年有成」自我期許。除了一般人眼中的五子登科，我最在意的其實是父親對我的科技期許。畢業之後在美國IC公司TRW上班，曾看到一位日本裔工程師拿到ADC專利並被公開表揚，內心有「大丈夫當如是也」之慨。後來到Hard Disk的公司Western Digital，剛好有機會做較先進的IC設計，參加一個世界級的設計團隊，Leader是MIT的博士，身高190公分，另一位是Xerox 的Analog老工程師，我們三人常為了解決問題，像陪審團般的長時間腦力激盪，是我個人career 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有一天我拿一個電路給經理看，他問我這是否是自己想出來，我說是，他說你何不去申請專利？兩個月之後的一天晚上，我在南加州的高速公路上開著車回家，高興的全身發抖，因為我剛申請了生平第一個專利，我終於有機會拿到專利了。三年之後的一天晚上，我在公司三千多名員工面前，接受公司總裁頒發三個專利獎，拍照時，我因只有兩隻手，總裁還幫我拿一面獎牌呢！

IBM AT的hard disk後來採用我們設計的IC，全球佔有率60%，成為De Facto standard。1879年，愛迪生發明了「柔性且持續發亮，可用在任何地方」的電燈，從此改變了人類世界。前一年（1878年），愛迪生才發表了一個重要發明：留聲機，當時他對記者說了以下一句充滿信心的話：「因為我沒有花太多專注力在電燈上，所以我讓其他發明家做引導，但我想現在能趕上他們了。」而他真的達成了！根據美國專利局的統計，愛迪生終其ㄧ生以平均兩週ㄧ個專利的速度持續四十年，目前我以遠低於愛迪生的十個月ㄧ個專利的速度持續三十年。

做IC電路設計，主要使用左腦，但其實在IC layout 中無形地用到右腦的立體圖形能力，就好像在玩立體俄羅斯方塊。有一次，一位同事把layout弄得一團糟，經理叫我去幫忙，我看了之後，就說： “A block轉九十度，B block移到右上角”等等，幾個小時後問題就解決了。

台灣上班期

在四十歲短暫待在工研院電子所的ㄧ年，由於有較多時間，因此報名參加「心智圖法」seminar。這個課程首先要學的是用圖畫出自己從過去到現在，ㄧ直到未來的一生；我當時以十年為一期，少年期的大IQ圖、青年期的中IQ、中EQ以及壯年期的大EQ；簡單的一張圖，能飛到制高點，看出自己在不同時期的重點。 曾經很好奇超強記憶者如何能記住52張撲克牌的任ㄧ順序排列？後來買書來練習，才知道秘訣也在右腦的心智圖法，想像黑桃老K拿一把劍刺入紅磚小2的肚子，就把順序記起來了。

阿巴合唱團（ABBA）有一首歌我很喜歡，歌名是「Move On」，其中有一句歌詞是：「I travel every country and I travel in my mind」，我花了多年的時間，嘗試學習外在世界，但仍對自己一知半解。

人類的大腦極其複雜，當你越研究自己時，才越發現越不了解自己。 左腦有很多區塊，右腦也有很多區塊，那些是你的真正的潛力？ 那些是被社會價值所強迫學習? 例如左撇子從小被強迫用右手，那些是你被抑制的渴望呢？ 之前看「三分鐘經理人」時，提到要了解部屬的性向，看他喜歡談論哪一種話題，如果他對於某個話題總是滔滔不絕的討論，那必定是他的性向。各位學長學弟妹，什麼樣的話題可以激起你的熱情？什麼話題你甚至懶得開口？ 。

第一次創業期: 宏三科技, F3

過去20年來，台灣在施振榮先生的「老二主義」及 follow Wintel 陣營，以代工開創一片天，但台灣的工程師也在「別人」訂定的規則框架下，很有效率但並沒有太多創新的機會。1997年，宏三科技剛成立，請教學長張杰（台大電機系）策略，「follow美國大公司spec，並賣30％ lower」，簡單又明確，加上智原林孝平總經理（台大電機系）雪中送炭，造就了宏三前幾年的榮景。

當初設計宏三開放式辦公室，就有一個圖像，總經理辦公室如同棒球場的教練指揮室，能看到整個球場，大部分的隔間，除了較低的部份用透明磚（防止踢破）外，都用全透明玻璃；這個設計後來也啟發了一些園區上市公司的裝潢。有一度想在竹南科學園區蓋新大樓，因為自己喜歡游泳（華碩公司有個標準游泳池，聽說施崇棠先生沒游過），於是突發奇想，想在大廳蓋個游泳池，員工必須游過去才能上班（在八仙樂園有個高落差的滑道，要游過深水區才能上去玩），強迫員工早泳，當然這右腦奇想仍未實現。

但後來“老二低價”策略行不通，因為美國大公司不願放棄 low end，而他們的 wafer 又比台灣中小design house 便宜一半。當時苦思創新，但通訊 protocols 難有創新呀! (100 MHz，多1 MHz不行，少1 MHz也不行)。在Ethernet大成長並轉趨成熟後，宏三面臨繼續在原戰場奮戰或轉到新領域？當2000年網路大崩盤之後，看到大陸智能小區「一步到位」的新機會：用低價成熟乙太網10 Mb，取代當時龜速的modem，而宏三當時想到用創新的300 m長距離收發器（標準 100 m）很有利於大陸智能小區佈線。但沒想到後來大陸電信南北分區，決定走ADSL， 原有的乙太網需求一夕消失。創新不敵政策！

1999年大學畢業20週年，由於同學平均分散在太平洋兩岸，決定挑選中間地點–夏威夷舉行同學會。當時我說了一個笑話︰「話說東方不敗，費盡千辛萬苦打敗群雄，終於搶到葵花寶典，高興發抖地打開第一頁，只有八個字：『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東方不敗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仍深深吸一口氣，仰望藍天，想著父母、含著淚水，狠下心一刀自宮下去；痛不欲生地昏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醒過來。顫抖地打開了第二頁，看到另外八個字：『即使自宮，未必成功』，都已走到這一步了，東方不敗自忖，過河卒子不能回頭，忍著劇痛翻開第三頁，看到又八個字，當場慘叫ㄧ聲，又昏了過去，因為那八個字是『不用自宮，也能成功』。」這個笑話得到意想不到的迴響，其實也說出了很多同學在社會價值觀的期待下，創業過程中進退兩難的心聲，包括我自己在內。

宏三科技初次成功數年後，開始陷入一代拳王的宿命，必須到處找VC 投錢。其中有兩個VC 給了我震撼，一個是前飛利浦全球副總裁羅益強先生，他退休後，擔任VC的顧問，為了present給這位名人，我戰戰競競的準備了許久，製作很多頁的PowerPoint，羅先生才聽完我大約五頁的簡報後，就打斷說：「你應該在前兩頁就要說清楚重點」。痛定思痛後，我開始研究如何表達重點，才發覺這是很難做到的，也才了解到自己找不到重點的問題;如果能濃縮成兩頁報告，就能找到公司的真正方向。

另一個是「微笑禿鷹」、「流氓創投」的作者—李志華（Jeff 台大電機系） 及陳榮宏（Bishop），兩人行事獨特，擅於用說故事的想像圖來溝通。當時正值SARS期間，宏三科技業務和資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Jeff和我第一次見面時，看我滿面愁容，他笑著說：「你要先從地面飛到兩萬五千英呎上空，看整個局面」。Bishop 說一個美國足球隊教練在中場休息時，對嚴重落後的隊員們說：「We must claw out of the hell， inch by inch」沒有捷徑！又說一個偉大的創業家必須像邱吉爾有兩個極端矛盾的特質：absolute pettiness and true greatness (器量極小又真正偉大)。有次我去美國中部鄉下，看到一個胡狼背著老鷹的木雕，於是買回來放在辦公室，藉以提醒自己：如果我沒法兼具兩種特質，至少要做好其中一個角色，然後再找互補人材來填補另一個角色。

第二次創業期: 陽泰電子, Yantouch

到了2008年初，智原科技林孝平總經理力邀我重新創業，剛到智原就被孝平兄設計的10層樓所感動， 我大概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仔細欣賞。心中有李白對於崔灝「白日依山盡」詩般的感慨，我已不可能作出更好的作品了。歡迎各位學長學弟有空來新竹科學園區參觀我戲稱「六星級飯店」的智原科技大樓。很多外國客戶來過之後，都說不像公司，倒像藝術博物館。有幸能得到「藝術總經理」的支持，在摸索了半年後，有一天偶然看到Phillips Daylight Window的未來概念窗Youtube 影片 (在半透明的落地窗前用手感應收拉一顆樹)，右腦深受感動，於是說服自己的左腦，再說服團隊放棄作了一輩子的IC design，全力投入一個全新剛萌芽的「mood lighting」未知領域。

這一年來經過多少懷疑的眼光、屬下不信任投票的離職、無數次別人口中的「不可行」。 2009年6月，陽泰電子的創新觸控情境燈終於在信義誠品展出。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自己定義的產品公開販售。 從零件轉到成品，從代工轉到品牌，個人也從Windows轉Mac， 實際體會Apple的“不只是令使用者滿意，而是令使用者感動”。新的 iPhoto 的人臉辨識技術，使我能玩和家人面容相似度的有趣比較。

2002年父親心臟病發在忠孝東路路上倒地不起，我經歷了一輩子最難過的二十四小時，母親在太平間和父親吻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父母親吻。去年底，iＭovie使我能實現多年的願望，在母親80大壽時(有生之年)，在親友面前播放父母一生的記錄片。

結語

投資大師羅傑斯:「做你自己，假使每個人都嘲笑你的想法，這就可能是成功的指標，與眾人反向而行是很需要勇氣的。」 我鼓勵大家誠實認識自己，毅然投入能引起自己熱情的工作，不論你現在的年紀為何都不遲。我在iMac上貼著羅傑斯給兩個女兒的祝福：「我唯一的冀求是你們能夠做你們愛做的事，懷抱夢想度過聰明有趣的一生」。

歐陽為賢，電機系1979年畢業，現任職陽泰電子。

吳安宇、施信毓、林承鴻、陳俊諭、詹承洲

曾廷恩

李建模教授帶領服務三同學於7月1-3日在台東海端新武村舉辦新武兒童科學生活營，希望能夠藉由大學生的專業知識啟發原住民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增加他們生活科學的常識，除此之外也希望台北市的學童與原住民的學童能夠一起學習，建立初步的友誼。 此次新武生活營十分成功，共有40位小朋友、10位電機系同學參加（大二升大三），李教授帶領學生將此次生活營的過程照片等等做成網誌，也有小朋友的回饋，詳細服務成果可見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hsinwu2009/ 。 「有一種我們都懂的語言，有一種心中若隱若現的感動，但卻又說不出來他的輕重。後來我才知道，那便是孩子們的笑容。」 「輕柔的風、糝在另一個山頭的陽光，我知道，那是我們共同的語言，一種不用事先約定的悸動。」

我們的導師，李建模教授，想要突破以往的服務學習課程，想要辦一個很棒的營隊給山上的小朋友們，在營隊當中，可以適當的發揮我們的專長，淺顯易懂的傳授一些基本的科學常識給小朋友，讓他們可以對科學產生一些基本的興趣。 很意外的，大家都很熱情的參與；很意外的，教授的熱情就成為我們無法磨滅的記憶。 從來都沒有想到，我們可以一點一點，從無到有，帶給小朋友一個營隊，一個真正屬於我們的營隊。 經過幾次愉快的meeting之後，教授大略的向我們陳述關於營隊的大概概念，時間拉得很長，準備起來，也不像一般的宿營或是電機營一般疲倦，大家的分工十分的簡潔明確，準備起教案也十分的輕鬆。 營前籌備的期間進行的令人感到有點迅速，每個人都很認真的在撰寫自己的教案，教授也不厭其煩的指導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幾次驗收的時候，我都覺得非常的感動，巴不得現在馬上變年輕十歲，可以上到這麼生動活潑的課，很多同學想到的點子都十分的新奇有趣，也藉由很棒的方法呈現給大家，日子也一分一分的慢慢逼近，讓我也不禁暗自期待上山的日子。 那一天終於快到了，那是為期兩天的輔訓。 李建模教授請過去山服的學長姐來為我們演講，也放了許多影片給我們看，讓我們深刻的了解到，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環境，我們即將要面對甚麼樣的挑戰，縱使遭遇到許多困難，仍舊要抱持著開心的心情、謹慎的態度面對。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教導我們大家的，「THE心態」，T是Thankfulness、H是Happiness、E是Education，李建模教授要求我們在心裡先想好一個目標，不管是THE的其中一個都好，只要心中有一個目標，都會是指引我們的光。 隨著時光的遞嬗，2009.7.1~3的日子也快到了，台東縣海端鄉新武村的陽光也彷彿灑落在我們身上，一個一個鮮活有趣的課程也慢慢地萌生出來了，不僅是生動有趣的魔杖先生的時間，專門利用許許多多科學原理解決小鎮村裡頭的林林總總問題；或是經由貝小芬老師的生動教學下，帶領小朋友們唱「大自然教室」；還有利用水的特性，做出一隻隻令小朋友都好瘋狂的水火箭。此外，兩位熱情的外國朋友也大力鼎助，同時也教授小朋友們許多英文課程，藉由許多生動活潑的方式來增進小朋友們對於英文的敏感度，在每個小朋友的專注神情中，彷彿看到了新一代的希望。 新武營的兩位營務，也總是不厭其煩的處理營隊背後所發生的林林林總總小事，細心的打理許多細節，也讓我們的營隊趨於完美。 山上的小孩子儘管下課的時候總是活力四射，似乎從早到晚都不會疲倦似的，然而在上課的時候，總是很認真很認真，也有許多人的學習態度真的令我很感動，就算是一個個性比較剛烈的小孩子，也會謙卑的面對迎面而來的知識，我想這應該就是經濟並不富足家庭下的小孩子對他們的認知吧！但這種精神，卻是一般都市小孩子所缺少的。 山上的那三天日子，真的很快樂，單純的、像小孩般的快樂。 山上的空氣，山上慵懶的生活，山上小孩子的微笑，總是那麼的沁人心脾。 感謝啟源文教基金會的大力鼎助。 李建模教授、陳芬苓教授、莊媖智教授、李雅齡老師、王孟心教授的殷切指導。 崇耀、求致、閏皓、俐伶、育慈、柏翰、筱瑩、至敬、博仰、昱安、柄翰、柏舜，這是我們一起努力，一起歡笑的三天，我們都知道這段情誼會永遠的珍藏在我們心中。 就跟李教授一直向我們強調的，希望真的學習到的，並不是在於山上的小孩子。短短的幾天的生活營，並不能改變甚麼他們的學習能力或是科學概念。就其根本，能夠開開心心學習到東西的，在於我們，習慣於養尊處優、浸淫於都市風氣的我們，才真正的需要山上自然氣氛的陶冶。在孩子澄澈的笑容背後，也潛伏著許多我們不知的故事，許多暗黑的魔爪也無形的朝著他們攫去，原住民的許多議題、一些偏頗的觀念，也許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真的，千萬不要懷抱著雄心壯志冀望可以拯救世界，短短的三天或許也只能稍稍的給他們一個光明的意象，然而真正應該被拯救的是我們，我們已經被社會腐化的心靈。 現實的世界，總是乖戾地，咧嘴齜牙，向我們微笑。這個暑假，我們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很棒的教授，和一群很棒的夥伴，很慶幸，我還有這個勇氣容許自己去放縱，趁著青春的尾巴去流浪。 「生命就該浪擲在美好的地方。」 這個暑假，新武營的小朋友們，謝謝你們！你們是我心裡永遠閃耀的光。     新武兒童科學生活營專屬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hsinwu2009 曾廷恩，現為電機系三年級學生。

Dan Chen Oct., 2007

Several weeks ago, I visited my ailing uncle 細叔 at Taipei’s Her-shin (和信) Cancer Center. As I walked into his room, the 90-year old hospital president 宋瑞樓 was chatting with him. Their conversation centered on the Nagasaki/Hiroshima bombings. 宋 was more than just being curious. He seemed determined to find out every detail from a real-life surviving Taiwanese victim. I was, of course, aware of part of the stories but never knew the events to such graphical details until then. I have two surviving uncles from my father’s side. At the time of atomic bomb explosions, 細叔 was in a city 20-minute away from Hiroshima, and 三叔 was about 700 meters away from the Ground Zero at Nagasaki. Both of them studied at Nagasaki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which was a popular school for Taiwanese students because of warm climate and proximity to home. At the time, 三叔 was already a medical resident at the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細叔 was still in his junior year. (Note: MD program normally took only 4 years to complete in that era). It was in the summer time, and 細叔 got away from Nagasaki only because he worked as a hospital volunteer in the town called 尾道, which is 20 minutes away from Hiroshima. This volunteer job later proved to be a life-saver for him.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he could have survived had he stayed in Nagasaki that summer. In the conversation, 細叔 said that at the moment of Hiroshima explosion, they noticed unusual brightness but never realized the extent of damage until the news arrived. He joined the hospital rescue team and rushed to Hiroshima the next day. Like he described, there wasn’t much to be rescued from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city center. Nonetheless, he stayed to help until another bomb was dropped a few days later at Nagasaki. Having witnessed the power of the Hiroshima bomb, he trembled with fear for his brother’s life. He rushed back to 尾道 and took a train from there to Nagasaki looking for his brother. It took him long time to arrive at Nagasaki outskirts where the train couldn’t go any farther because of distorted railroad track. He managed to locate the university hospital in the rubbles but his brother was nowhere in sight. Later, he found an old neighbor who told him that his brother had gone to 尾道 to look for him. The two brothers had apparently missed each other, but at least his brother was alive!!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terrible casualties from both families. All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三叔’s wife and daughter, were killed. The neighbor also described how they set up the wood fire to cremate the corpses of the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What a horrific scene! Frankly, I couldn’t understand how they could cremate a body using just wood fire alone, but 細叔 said he never asked. Presumably, bones even cremated incompletely could be crushed into semi-ashes by hands and put in the ash urn. The so-called ash urn was just a ceramic container normally used for marinated cucumber (醬瓜). After the war, 三叔 returned to Taiwan. My brother said he still vividly remembered the scenes of 三叔’s returning home with the urn, kneeling on the floor of our ancestors hall (祖堂), and crying with exhausted voice and vanishing tears. What a tragic ending to the road of his study abroad! At the time of the bombings, my father had been drafted to serve as a Japanese army doctor for about a year. Nobody in the family knew where he was except that he stationed at 南方.* He later said that he learned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from Japanese military radio news and feared that his two brothers were doomed. He didn’t know of their survival until he returned home nine months after the war ended. In the first several of the 9 months, my poor mother lived with anxiety and terror. Whenever there was a news of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南方, she rushed to find out if anyone ever saw my father anywhere. Every time she went with hope and returned with disappointment. She covered most of the areas in southern Taiwan. After many dashed hopes, she couldn’t sustain the pressure anymore. Despair began to set in and she became ill on bed until one evening, without any warning and from nowhere, returned my father safely! The allied navy (more precisely, the Dutch Navy) took him home from an Indonesian island by the name of Halmahera where his battalion stationed. His life was spared mainly because of General Macarthur’s Island-Hopping strategy. 三叔 was an odd ball when he was young, a rebel without a cause. Defying all conventional wisdoms, he quit high school 南一中, citing Thomas Edison’s example that formal education wasn’t necessary. He later became a truck driver riding on the dangerous Su-Hua Road (蘇花公路). After a while, he changed his mind again and joined the Japanese aviation school to become a surveillance pilot. I was once told by one extended family member that 三叔 would have had the intensity and the capacity to carry out a kamikaze mission had he been given a chance. He calmed down only after my grandfather got him married. Amazingly, he later managed to enter Nagasaki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through self study and “equal academic status”(同等學歷). He was a sharp and rebellious young man! Among my extended family, he is the only one who can still read German. He took only one German course at his university and did it mostly through self study later. Since the war ended, 三叔 has been relatively silent about the whole thing and probably never mentioned this horrific scene of corpse cremation. Now I got this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細叔 during this hospital visit. In the conversation that day, 細叔 attributed 三叔’s survival to two factors. One was that he was wearing a doctor’s white robe which might have reflected and reduced the deadly radiation. This is not pure speculation.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that the corpse skins of some victims were imprinted with their clothing pattern. And the second factor was that he was away from a window and luckily shielded by a big concrete pole. Ironically, most of those higher ranking doctors with windows in their offices died. He passed out but later awakened from the rubbles dotted with victims’ bodies. His wife and daughter died from radiation overdose several days after. In the conversation, 細叔 also said that 三叔 told him that the week before that dreadful day, the B29 air bombings schedule had been routinely, starting around 9am and lasted for about 10 minutes every day. After the bombing, people came out and ran their errands. Same routine repeated that day. But after the air bombing squad left, another B29 arrived with the A bomb. At the time of explosion, his wife, along with their daughter, was washing his clothing on the riverbank of a creek. After the war, both uncles got married and have fathered normal children without any side effect. But I believe this horrific scene of cremation had left an un-healable scar in 三叔’s heart. I remember, back in 1965, when I first told him that I was accepted by Chiao-Tung University to study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is response was an uninspiring and head-shaking low-tone voice: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something to kill people?” I was puzzled then but I can understand now. It took so much to convert a would-be kamikaze pilot to an extreme humanitarian. Since the hospital visit, that horrific image has stayed in my head for a long time, an image of a grieving husband/father burning the corpses of his beloved wife/child under a mushroom cloud. ‧ footnote: In that era, Japanese called Southeast Asia 南方。 陳德玉，交通大學1969年畢業，現任臺大電機系教授。

電機系辦公室

田維誠助理教授出生於臺北市。1995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電機系，並分別於2000年及2003年於美國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取得電機及計算機碩士及博士學位。田教授於2009年8月返台，目前擔任臺大電機系、電子所、暨生醫電資所合聘教師。 田教授於取得博士學位後，於美國奇異全球研發中心 (GE Global Research) 擔任領導工程師暨計畫主持(2003-2009)。他的研究成果包括「生醫微奈米系統」、「生物化學偵測及生命科學應用」，並成功於生醫領域、工業領域發展微奈米系統科技；更因為這些研究表現，除每年獲得奇異總公司及事業部研發經費，並獲得包括美國國防部微氣相層析儀 (Micro Gas Chromatography)、微奈米氣體分析系統 (Micro Multi-Gas Sensing System)，與高速微流體核酸定序樣本處理 (High Throughput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DNA Sequencing) 等數項美國政府研究補助。他自2006年起開始固定擔任美國真空協會 (America Vacuum Society) 微奈米機電暨生醫微奈米機電 (MEMS/ NEMS/BioMEMS) 研究群委員，並多次獲邀擔任知名國際會議主持人及演講。他已發表超過20篇微奈米系統期刊及國際會議論文，並擁有12項專利，此外另有10項微奈米流體力學專利待核定中，他擔任專書“感測器薄膜及奈米結構:合成，物理，及應用 (Functional Thin Films and Nanostructures for Sensors: Synthesis, Physics and Applications)”章節作者，並擔任專書“微流體力學在生物學之應用 (Microfluidics for Biological Applications)”主編。 他未來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延續微奈米系統在生醫檢測、醫療技術，及生物化學應用之研究。